当赵一曼在敌人全副武装的押解下走向刑场时，她回顾了自己从层层禁锢中迈出的第一步。悄悄告诉大家，本书首发，想更快阅读，百度搜索就可以了。真正迈出第一步是多么难啊！从当初的第一步走到今天，是一个历史缓慢前行的过程，也是一个生命兑现自己价值的过程。

    她想到妈妈，那慈和的善良的老母亲，老人家受了一辈子封建的压迫，可她自己的脑袋里却也装满了封建思想。

    一曼刚刚十二三岁的时候，妈妈就不准她出大门了，就不能到田野里逮蝴蝶了，就不能到竹园里挖笋了，就不能到小河里去捞好看的石子了，就不能到山间林中去听小鸟们优美的鸣唱了……当然也就不能像男孩子一样，到学校里去读书了。

    光这些还没有完，按照传统的习俗，女孩子到了这个岁数，还要扎耳朵眼儿，更可怕的是还要缠足！

    旧社会，女子脚小被奉为一种美。女子如果是大脚，是会被嘲笑、被咒骂的。这是那个黑暗的社会要把女子永远禁锢在囚牢般的家庭中、摧残人的身心的一种残酷的手段。

    一代一代就是这样传下来的。

    当年，妈妈的脚是被姥姥裹的，如今，妈妈要给一曼裹脚了。那又长又白的布，把两只脚裹得紧紧的，还套上一双尖尖的小鞋。

    妈妈叫一曼站起来，走几步。一曼刚站起就跌倒了，根本站不住，两只脚被禁锢得肿胀麻痛。她索性在地上打起滚来，哭闹着，把鞋子脱下甩远远的，又把那又长又白的裹脚布撕下来扔到一边。

    妈妈在一边劝说着：“我的好闺女，你已经这么大了，不裹脚，也不扎耳朵眼儿，每天在外面疯羊野马似地乱跑，哪像个女孩儿样?也不怕别人笑话?”

    “我才不怕呢！我才不怕呢！”一曼哭喊着。

    “你不怕人家笑话，我可怕！”妈妈是固执的，她见劝说无效，便来硬的。她不管一曼怎样哭喊，依旧动手拣回被一曼扔甩到一边的布条和鞋子，给一曼缠上，给一曼套上。

    这回一曼没有再脱，也没有再撕。

    女儿家为什么这样命苦，为什么要承受这样的折磨啊!

    晚上，一曼偷偷地又把小尖鞋脱下来，把裹脚布撕下来，用剪刀把那布条剪了一截一截的，用斧子把个小鞋剁了个稀烂。

    第二天早上，妈妈来看她裹脚裹了一宿之后到底怎么样。一进屋，看见地上被剪的裹脚布和被剁了的小鞋，简直气疯了，又打她，又骂她，可一曼并不屈服，她哭叫着：

    “打死我也不裹脚！脚是用来走路的，不是给旁人看着玩的！”

    她陈述的这样简单的真实的道理，在当年却是大逆不道的啊！

    一曼又是哭叫，又是在床上打滚，不吃也不喝，连头发也不梳，脸也不洗。她对妈妈说，如果还让她缠足，她就不活了。

    妈妈的心总是软的，她不忍心让自己心爱的小女儿继续被折磨下去，她让步了。

    一曼的两只脚终于免遭了裹足的不幸，她决心用这两只脚走出家门，到外部世界去，去读书，去实践从书本上获得的那些革命的道理。

    爸爸在世的时候，家里的日子虽然沉闷无聊，但也还安静、恬淡。每日，爸爸坐在药柜前，等着给人看病、抓药。没有人上门的时候，他就闭目养神，嘴里衔着旱烟袋，一天又一天就这样打发过去。爸爸年轻时也曾想有一番作为，曾用40两银子捐了个“监生”。有了顶戴，不光可以上京赶考，见了县太爷也可以不下跪，犯了法还免打屁股。可是他在这样一个远离城镇的偏僻的小乡村里，这些“好处”，他是一样也没享受到的。单调的生活使他孤癣、乖戾。他看不起“乡下人”，也腻歪家里的人。苦闷又无聊，只好倒床上点烟灯，或是毒打妻子。他和他生存的社会正在一起腐烂下去，那是无可挽救的。

    爸爸终于死了。大哥作为长子，接管了爸爸的钱财和在家里至高无上的权利。

    为阅读革命书刊事，一曼已经同大哥进行了多次交锋；为了走出家门，到外面去上学读书，一曼把软的硬的办法都使过了。

    先是软的。一曼在家里变得“温顺”多了，给嫂嫂抱孩子啦，给大哥记帐啦，甚至遇到不顺心的事，也不再和大哥大嫂吵嘴、顶撞了。可是除非她不提到外头上学的事，一提就被哥嫂给堵回来，一点余地也不给，把这个门封得死死的。大哥先是说银钱紧，后来姐姐们愿为小幺妹出钱，不必动他的银子，他仍不答应。

    有一次，一曼和姐姐们同李席儒谈判，几个姐姐一齐替一曼讲情：

    “要淑宁去读书吧，我们替她凑一些学费，钱不用你出。”

    李席儒知道几个姐姐是一曼搬来的救兵，他狠狠地盯着一曼说：

    “纵然姐姐出钱，你也不是姐家的人，人是我的！”

    “谁是你的?你没有这样的权利！”一曼这时已把李席儒看透了，不愿再跟他嚼口舌，白费劲。

    软的不行，就来硬的。

    一曼能有什么硬的呢，只有手中一支笔。

    在大姐夫的帮助下，她把自己受压迫的苦痛写成一篇文章，用“一超”这个名字，发表在向警予主编的1924年8月6日出版的第49期《妇女周报》上。文章的标题是《被兄嫂剥夺了求学权利的我》，这是一篇揭露封建社会残害妇女罪行的檄文，是向封建社会的挑战书。她在文中大声疾呼：妇女“受专制礼教之压迫，做私有财产社会的奴隶，供专权男性的玩弄已几千年了，”她说：“我自生长在这黑暗的家庭中十数载以来，并没有见过丝毫的光亮，阎王似的家长哥哥，死死把我关在那铁围城中，受那黑暗之苦。”“我感觉到这一点的时候，我极想挺身起来，实行解放，自去读书。奈何家长哥哥专横，不承认我们女子是人，更不愿送我读书……请全世界的姊妹们和女权运动者，帮我设法，看我如何才能脱离这个地狱家庭，如何才能完全独立?”

    这篇3000多字的文章发表以后，她陆续收到各地许多革命青年声援的信件。

    有的说：“你设法脱离开家庭，到上海来读书……”

    有的说：“如果你能逃离家庭，我愿意在经济上支援你……”

    —曼获得了社会舆论的支持，四面八方伸过来了支援她的手，使她周身增加了极大的力量。

    出外求学，一时出不去，也不必短气。这是何珌辉在信上开导她的话。这时一曼已经是共青团员了，除了求学她有许多事情可做。

    在目前这个家中，一曼只有对二姐坤杰和幺弟绍唐是能够把心底话说出来的。绍唐又随大姐夫在外面读书，不能常在一起，家里就只剩下坤杰姐姐一个人可以一吐心曲了。

    这天晚上，一曼来到坤杰家，像有什么心事似的耐心地坐着，直等到坤杰料理完了家务，给小孩喂完了奶，到了夜静更深的时分了，一曼与坤杰才说起了悄悄话：

    “二姐，你晓得不?上海呀，北京呀，都成立了妇女会、自治会啦!”接着，她就谈起妇女们要行动起来解放自己的道理。本来忙碌了一天，已经朦胧欲睡的坤杰也不困了，她从幺妹的嘴里听到了这么多自己从来不知道的事情，简直听得入了迷。

    坤杰惊异地问：

    “妹妹，你怎么懂得的事情这样多呢?”

    “我嘛，我游过洋嘛！”说完，一曼自己先止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坤杰也被感染得差点笑出眼泪。笑声好悬把刚入梦乡的孩子吵醒。

    姐妹俩从此有了共同感兴趣的事情。

    不久，坤杰也入了共青团。白杨嘴成立了一个共青团支部，一曼担任支部书记。

    支部成立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组织“妇女解放同盟会”。

    “这个会是一个普通的会，不管年老年轻的都可以参加，入了会后再慢慢进行教育，然后发展那些年轻的、有觉悟的，加入共青团……”组织上这样指示赵一曼，

    一曼和坤杰首先通过几个吃长斋的妇女进行联络，因为这些人当时行动比较方便。不久，成立“妇女解放同盟会”的事，就得到一部分妇女的响应。起初，“妇女解放同盟会”准备在1924年农历4月28日开成立大会，预先一曼就到了曾家湾，和坤杰连夜背着人写通知书，不想这时白花场正过着反动军队，一曼在坤杰家的窗子望下去，路上一列列的兵正沿路抓鸡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