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风顾不得许多了，虽然经过了长时间的铺垫，但改变的进度慢得让他心里急了起来，两个妻子的心思他不是不明白，难得抓住这个机会可以敲打敲打曹营最顽固的两个人来下些猛药，顺便给其他人提醒一下，不容错过。

    杨风说道：“接下来的话，传到外面去我可是决不会承认。

    首先儒学的核心是仁和礼。仁就是以“爱人”之心推行仁政，使社会成员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礼就是用“正名”（即道德教化）的方法建立社会的道德秩序，使社会成员对自身的社会地位都有稳定的道德认可和道德定位。社会成员普遍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就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社会成员普遍认可社会的道德秩序，遵守符合自身具体情况的道德规范，造反作乱就没有道德依据。社会成员既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又没有造反作乱的意识，那么国家就可以长治久安。

    其中“仁礼一体”的体系中包含了法的内容，礼和法应该很好的结合。礼的作用主要是预防犯罪，法的作用主要是惩罚犯罪。对犯罪个体的惩罚不是法的全部意义，惩罚所能产生的社会影响（即能不能从总体上减少全社会的犯罪）才是惩罚的主要目的，而不是全部的手段。建立分层践行的“以礼为体，以法为用”的礼法体系，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作为最早提出“民贵君轻”思想的学说，一切都表明儒学本身不是把“君”置于自己学说的中心，而是把“民”（即民众百姓）置于自己学说的中心。儒学对“舜娶而不告”和“汤武革命”的赞成，表明儒学不是片面维护居上位者的利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内涵一方面是：君守君道臣守臣道，父守父道子守子道；一方面则是：君守君道是臣守臣道的前提，父守父道是子守子道的前提。

    儒学承认一切人（尤其是居下位者）的维护仁礼的责任和权利，可以使人们（尤其是居上位者）在违背仁礼方面，不致走得太远。可以使人们在破坏和谐基础的道路上，不致走得太远。因此，只会对维护社会和谐产生积极作用。它同时也表明礼的根本jīng神是：不同地位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协调和相互尊重。

    董仲舒虽然前后提出天人三策，举孝廉，策贤良，一扫大汉以往因huáng老之学无为放任到极致，让诸侯骄恣，豪qiáng坐大，商业地主侵渔细民，加上四夷不断侵临，匈奴寇边的颓势，再次qiáng盛起来，但是他把一切都归于天人感应上去，认为人心和天心是相连的，“天命”是人的认识能力的泉源，他认为真正的知识不是“众物”的知识，而是要知道事物的“本心”；要体察事物的本心，那就只有依靠“内视反听”的内省方法。他认为天有yīn阳，人也有yīn阳，可以互相呼应。因为天与人之间可以“同类相动”，人的内心有什么想法，天就会以类相应，所以人想求雨，天就会下雨。

    他以为“名”就是“真”，因为“名”是取之于天的，而“名”是由圣王体会天意而制定的。他们制定的这套“名”，就是诗、书、礼、乐及封建道德，这些知识就是应该学习的内容，至于自然知识那是不应该学习的。他说：“能说鸟shòu之类者，非圣人所欲说也。圣人所欲说，在于说仁义而理之。……不然，传（傅）于众辞，观于众物，说不急之言，而惑后进者，君子之所甚恶也，奚以为哉？……故曰：于乎：为，一人师者可无慎耶”！

    他还提出了提出了性三品的思想，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等，即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他认为上下两种人的性都不能叫做性，只有中等人的性才可以叫做性。这种性三品说的实质是把所有的人区别为三等，是一种由天意决定的划分论调，上等人就是圣人，他们的性不仅生来就是善的，并且是超过“善”的，整个国家“善”的标准和具体内容就是由他们制定出来。上等人并不多，只包括着统治阶级的最高阶层，包括帝王和那些制礼乐、定法度的当权人物。下等的斗筲之人是指封建社会中最贫苦最“低贱”的百姓们，他们的性生来就是恶的，根本上不算是人性，直接把他们排挤在人性之外了。圣人生而知之，不必受教育；斗宵之人则是愚昧的，不能受教育的。除了上下两种人以外，其余的都是中民，这指的是豪门地主阶级。中民具有善质，但必须受了教育之后才能成为善性，所以董仲舒的教育对象就是这个中民等级的人，贫苦的百姓大众是排除在教育之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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