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指出，应该说，德国工人运动是具有特殊传统的。在德国工人运动的思想斗争中，历史评判起了很大作用。我们很早就有历史书，比如梅林就写过德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另一方面，德国工人阶级对理论问题也比较关注。他们会提出为什么有这样或那样的社会主义等问题。所以党史对工人运动的教育很大。教授说，我们的党史由中央委员会批准，复杂问题要由政治局来研究决定。真正的讨论是在政治局。他们讨论完了，交给中央委员会处理。中央委员会对党史问题比较了解，他们掌握了许多材料。因此，党史的批准不是什么复杂问题。另一方面，我们有一些党的报纸和杂志，也公布党史的有关问题，所以公开性比较大。在原则上，我们党史的写作者也可以在高级党校就党史问题做报告。这不需要得到中央的批准。如果报告人有丰富的经验和材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出你自己独到的见解。关于对党史评价的不同意见，的确比较复杂。比如关于对苏联的评价就是这样。众所周知，苏联解放了我们。但后来情况的发展比较复杂。我们有一个主管经济的政治局委员，就因为在大的发展战略方面与苏联执有不同看法，合不来，结果自杀了。在我们党内有一个很不好的现象，这就是，如果你同我们的领导人意见不一致，结果很可能是被撤职。因此，党内几乎没有不同的声音。问题总是显得很简单。这不正常。我们高级党校的校长当时是一位老资格的女干部。有一次，我同她发生意见分歧，结果我就被派到国外了一段时间，这样问题才过去。
作为一个中共历史的研究者和写作者，我非常想了解统一社会党在党史写作中是如何表述党在历史上犯过的错误，同时又是怎样评价和解释这些错误的方式？迪克曼教授回应说，关于如何评价我们党的错误的问题。这是一个大问题。德国工人运动有许多派别和组织。这就牵扯到怎么评价工人运动领导人的问题。我们党的历史或德国工人运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是呈上升趋势的，路线是比较正确的。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社会民主党同意参加战争。这导致了社民党的破产。这对以后德国共产党的建立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德国共产党没有力量建立一个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战线。那时德国共产党有30万党员，其中十分之一遭到了纳粹的屠杀。这提出了一个历史课题，就是为什么共产党不能阻止法西斯的上台？再一个问题就是八九事件。现在回过头来看，八九事件发生时，可以说，我们的党在国内和国际上都是个有威望的党。当时许多国家的共产党，派人到我们的党校学习。他们认为，在我们的党校可以学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可是，以后我们却遭到这样一个大失败。一个基本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没有被彻底地坚持下来。另外，是出了叛徒，坏人不少。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半。另一半就是要研究，党到底犯了什么错误，应该有一个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的自我批评。不管敌人怎么说，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有一个自己的研究。这个研究的结论，肯定是和敌人不一样的。现在有人说，敌人每天都在说我们的坏话，造成我们的被动。我们不应该这样认识问题。我们应该研究我们真正的错误，而不是他们如何讲我们。说到此，我可以看出教授可谓情动之以肺腑了。
教授接着说，关于你提出的对乌布利希和昂纳克两位党的领导人的评价问题。我们确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乌布利希在战略上是伟大的。他非常聪明，很有经验，在领导方面能力很强。他的弱点是，表面上不是一个可以随便接近和容易交谈的人。跟乌布利希比较起来，昂纳克的理论水平比较低，可他是一个很好的同志。他在纳粹监狱里坐了十年牢，没有时间读书。他最迟在1987年或1988年对戈尔巴乔夫的情况和企图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但昂纳克直到最后一天还相信，苏联党有能力解决戈尔巴乔夫的问题。他深信，苏联共产党会把这个修正主义领导赶下台。他自己是这样想的。但他没有公开讲戈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昂纳克对阶级对立、阶级斗争问题认识比较狭隘。简单地说，他认为，只要有公有制度，大家都努力工作，所有问题就可以解决。他认为，每个人都有工作，有房子住，就解决了所有问题。这个想法是对的。但有些东西他没有看清楚，比如国际形势的发展，比如应该提高国家的劳动生产力等等，这些他没有看清楚。人人都有饭吃，固然是个好的想法。但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说到这里，一块参加谈话的原驻华大使罗尔夫?博瑟尔德讲了一个他亲见的故事：1966年4月份，民德驻华大使离任回国，罗尔夫陪同他会见了刘少奇和周恩来。刘少奇当时说，我们现在讨论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遇到了许多的社会主义，有我们的，你们的，苏联的，罗马尼亚的，阿尔巴尼亚的和印尼的。但我们不知道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刘少奇问周总理，你说是不是这样？当时周恩来没有作答，而是把话头叉了过去。罗尔夫大使提供的这个细节，颇有意味。它可以被看作一条史料，解读在1966年这个时段，社会主义国家党的领导人如何看待和研究社会主义问题，这是他们经过自己艰辛探索之后，针对着现实中的问题所发出的诘问。
下面的话题，转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迪克曼教授告诉我：他1959年到1961年当了兵，在空军服役。但因为个子太高，无法做飞行员，于是做雷达兵。当时他们认为，战争的确会发生。而如果战争开始，敌人第一个目标就是雷达。战士们当时说，坐在这里虽然很危险，但谁也打不败我们，因为我们后方可以一直到上海，都是社会主义整体。那时大家确有一个坚定的看法，就是民主德国虽处在同西方斗争的最前线，但他们打不败民主德国，因为民主德国有一直到上海这样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作后盾。但教授接着说，当年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争论，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好的事情。如果当时避免这种争论，共同探讨发展问题，那社会主义的情况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如果当时大家搞一个共同的战略，那今天的形势就大大不同了。今天研究这段历史，应该从这样的角度提出问题，应该从一个比较高的视角来研究这个问题。
教授指出，历史学家都知道，中国有最古老和不间断的历史传统。谁不了解这样的情况，他就要犯错误。你们1949年以后的情况和我们1945年以后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我们是被解放，你们是自己解放了自己。在我们德国，1945年以后唯一的办法，就是用军事力量来维持它。在德国内部没有一个真正的反法西斯的军事力量。法西斯只有用军事的力量来打败它。所以可以理解，苏联为什么从1945年以后就对德国看得如此之严。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上世纪五十年代。这也是他们的权利。世界不能再发生那么大的战争。斯大林格勒死了那么多人，把一个国家都破坏了，是不能被轻易忽视和忘记的。所以苏联有权利对这里进行监视和看管。可是以后情况不一样了。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他们要我们做他们很好的同盟者，我们也这样做了，可我们的国家已经发生了变化，不是刚刚被解放和打败了法西斯的国家，我们应该有我们的独立性，我们也应该有我们的发言权。我们知道苏联比我们大多了，经验也多多了。但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是平等关系。应该有自己的利益，坚持自己的利益。你就是朋友，也要尊重对方。可是最终他们把我们卖出去了，我们什么也没有得到。
教授接着说，中国情况当然不一样。如果中国的北部是苏联解放的，而南方被资本主义占领，那会是怎样的情景呢？教授说，曾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在东柏林建一个天安门式的广场。我说不行，因为我们有西柏林，而你们没有西北京。在民德还存在的时候，西德实际上是怕共产主义的。他们也搞了一些社会福利式的东西，但大多是模仿我们。现在他们不怕了，就把那些东西又改掉了。因为没有民主德国作对比了。在两个德国对峙的最危险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说法，就是狗的尾巴随着狗的身体动，而不是身体随着尾巴动。那时，我们是尾巴他们是身体。
讲到这里，我又问教授，在民主德国写党史，怎样看待和认识党史与国史的区分。教授说，关于国史与党史区别的问题，我们也研究过。我们是先搞党史，同时也研究我们的民族问题、文化传统问题、遗产问题等。这些同党史还不是一回事。在我们早期工人运动中，曾碰到封建主义的问题。同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是落后的。但那时出现的技术或文化问题，也要研究。
关于写党史时如何处理写上层决策和写社会层面关系的问题，教授是这样解答的：会议和文件当然是很重要的。我们在写党史时，会集中介绍每一次党代会的发展规划。让读者了解我们的发展规划实现了多少。这样写法，是培养我们的干部把党的决议同实际发展联系在一起。但这不意味着把所有文件都写进党史。重要的是，要让大家知道党的决策。
关于如何利用党的档案材料问题，教授告诉我：我们写党史的作者是可以看党中央的档案的。我们的马列研究院就负责保存党中央的档案。作者可以看到所有党的文件、会议以及回忆等的材料，例外的只是公安部的档案不能看。教授说，中央的档案一旦整理完毕，就都交到马列研究院了。所有关于党史的材料，都由马列研究院管理。只要参与写作，不管级别，都可以看。当然，不参与写作是不能看的。不过，如果作者写的东西用了档案材料，是否能发表出来，是另外一个问题。
这时，谈话显然已经到了尾声。突然间，教授从带来的大提袋里拿出了一大摞稿件。我一看，原来就是德国统一社会党历史“正本”的完成稿。除已经出版的第一卷，也就是我买到的那个大部头以外，还有其他三卷的稿子。原来，统一社会党的历史“正本”只出到第一卷，就赶上了剧变。党都没了，当然再没人管党史。于是后三卷就成了永久的打字稿。这时，我才知道，教授与我见面，还有另一层深意。他是这样对我说的：我有一个建议：如果你们需要这部历史，我愿意把它“借”给你。它可能是最后的保留在我们党员手里的手稿了。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如果在我死的时候，我们这里还没有出现一个真正的强有力的共产党的话，我愿意把我保存的我们党的另外一些东西，比如在我家里保存的我们高级党校的旗帜等，运到中国去。可我是乐观的。我相信到那时，我们这里会有一个真正的共产党。说到这里，教授神情肃穆，似乎在作一个庄重的托付。接着他语气沉重地说，我们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在评价历史和人物时，只看了他们如何说拥护社会主义，如何拥护党，而没有注重他们的行动。结果言辞是靠不住的，那些信誓旦旦的人，后来变成了叛徒。这是写历史要吸取的教训。真正的共产党员要靠自己的表现，而不是自己的宣称。
最后，他意味深长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让我很长很长时间留在脑际，就像刻成了字一样。他是这么说的：一个人要变成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需要很长的时间。
走在回家的路上，我感觉，整个柏林都是那样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