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在布拉格召开的东欧各国共产党领导人秘密会议上，勃列日涅夫对“缓和”战略作了一段“精彩”阐述。他说：“缓和”为的是“使苏联赢得时间来加强我们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以便在1985年以前使力量对比发生决定性的变化，从而使我们能够在任何需要实现我们意愿的地方实现我们的意愿。”显然，这里宣示的，已经不是简单的压力与反应问题了。勃列日涅夫相信，苏联这时已经具备了同西方争夺战略优势和全球霸权的本钱。

    从军事实力和经济发展水平的角度看，苏联正是在这个时候获得了它“超级大国”地位的。在常规军事力量和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数量上，苏联都有了可以同美国和欧洲“叫板”的资格。这时，它对外部压力的反应是超乎寻常的。它几乎在世界所有的地方开始了同美国的争夺。而美国由于越战的原因，则明显处在守势。这更刺激了苏联的欲望。其实人们已经观察到了，苏联不断扩大的武库，早已超出了获得同西方均势的需要。那么它要干什么呢？在欧洲部署SS－20导弹，在安哥拉和非洲之角的卷入，最后是出兵阿富汗，这一切使苏联在世界公众面前，变成了极度危险的“敌人形象”（更危险的是，苏联这样做时，还打着支援第三世界国家革命的旗号）。而每一次这样行动的发生，都导致了国际局势的紧张化和苏联同世界关系的恶化，以及它同西方军备竞赛的升级。苏联正在成为侵略者和扩张者。

    可以说，这是原苏联领导人犯下的一个绝大错误。正是在苏联势力最膨胀的时候，它也开始滑向下坡路。激烈的军备竞赛实际上是由苏联的急剧扩张而加速的。无论西方还是东方都对苏联的扩张行为产生警惕。这迫使人们为防止可能的侵略而作出准备。而据说，美国人在一轮接一轮的军备竞赛中，“很快就算出来，在苏联国民生产总值比美国及其盟国少2/3到3/4的情况下，……通过无望的军事角逐中的经济消耗，有可能使苏联遭到彻底失败”。一位原苏联国际问题专家指出：“正是在里根时期，……制定了‘竞赛战略’构想，……使苏联以往的国防投资成为过时的，强迫我们在非常不利的、代价高昂的、拖垮我们的环境中竞争。”

    希望同美国进行争夺的苏联，让自己陷入了一个可怕的“黑洞”。这个“黑洞”具有强大的“磁力”，迫使苏联一步一步向不利的方向走下去。但应指出的是，走向“黑洞”的责任，只能由苏联自己来负；“强迫我们……接受”的结论显然不能让人信服。事实上，退出这种“竞赛”和不被别人牵着走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但前提必须是消除争夺霸权的欲望。

    有人为苏联争霸的动机作了这样的解释：“可能是由于我们头脑深处存在的‘落后综合症’使我们在核武器方面竭力追赶美国的。我甚至有这样的印象，我们引起西方喧嚣的武器系统一出现，我们就开始自鸣得意：对自己说，请看，我们多么强大，多么聪明，我们甚至能超过美国人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看不出有任何政治需要，我们像狂饮者那样贪婪地武装自己。我们这样做，并不是我们感到会发生战争，或者担心入侵。”可以说，在原苏联的知识界，这个剖析算得上是深刻的。的确，在争夺霸权的背后，既存在对现实利益的追求，又表现为深层意识上的某种“痼疾”。“落后综合症”可能更驱使人们非理智地行事，既要使自己也要使别人相信自己是最强大的。原苏联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出的那种强权、霸道和霸气，曾深深伤害别人，也引起人们的强烈不满。结果是，你要参加军备竞赛游戏，你就得按照它的规则“玩”下去。你要欺负别人，你就要树立众多的“敌人”。事物总要走向反面。当我们越过了正常的反应限度，而去追求不应得到的东西时，负面效应也就显露了。

    那么，所谓“落后综合症”是否一定要造成对外部的非正常反应，甚至引导人们走向实现霸权的道路上去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一国对外战略的形成，显然不仅仅取决于心态。复杂的利益关联以及政治经济互动，才是对外战略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在研究国家的对外战略时，的确不能忽视国家心态以及政治文化传统的影响。在一定条件下，国家的落后心态容易导致国家行为的扭曲。一般说，急躁、好胜、逞强、炫示和过激等等，是落后国家变得强大起来后易于流露的反应。这些心态因素往往使国家行为变得不谨慎和盲目，从而影响到战略制定，引起对外部事务的过激反应。上述关于原苏联对外战略的分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应该认识到，正常的国际秩序，是应由整体性的正常国家心态来维持的。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应抱有正常的国家心态，坚持国际道义原则。人们既不能自卑、软弱，也不能总是充当现存国际体系的挑战者。积极加入到现存国际体系中，从中寻找发展自己的机会，才是正确的对外战略方针。

    从落后状态到积聚力量；从抗衡外部压力到有意同美国争夺霸权，苏联为此付出了痛苦的代价。仅以核武器和运载工具而论，原苏联即使在当今也堪称世界最先进。但苏联尖端技术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苏联的集中体制。这个体制可以动员最大限度的人物力资源，在短期内完成超功效的成绩。可是，它的代价也是高昂的。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因此受到严重影响。这是苏联经济长期同人民需要相脱离的原因之一，也是它最终在军备竞赛中败下阵来的一个诱因。美国人在这方面比较聪明。他们总是在同苏联的对比中确保美国处在最安全水平的要求上，确定发展各类武器。因此，由体制特殊保障的某种单一发展，并不值得特别称颂。即使“落后综合症”最终得到了某种心理和争夺中的满足，可在整体发展还滞后的情况下，黄油总还是比大炮更重要。从长远看，落后国家综合国力的进步是比任何心理需求更关键的东西。

    四、获取自身安全不能以破坏别人的安全为前提

    关于苏联对外部压力的反应问题，一位美国专家是这样断言的：“苏联的安全感至少是依它的敌手相应的不安全程度而定。”此言可谓一针见血。

    如果说，中国的地缘存在，曾构成了对苏联安全考虑的一种钳制，因而迫使它加大军事准备的力度，并最终合并为超军备扩张的后果，那么，问题的起点并不在中国先造成对苏联的安全威胁，而在于苏联的上述所谓安全观。

    在历史上，俄国历来是依靠自身的扩张，来寻求解除自己被包围的危险的。彼得大帝的对外扩张即是如此。斯大林事实上更看重地缘因素。他对战后确定的雅尔塔体制，始终持强硬态度，是不容谈判的。在苏联战略思想中，有一条重要底线，这就是，凡苏联领土在别人大炮射程以内的地方，都应以一个缓冲区加以隔离。苏联关于外蒙古问题的处置，关于中国东北和新疆的态度，都或明或暗地表现了它的这种意图。从地缘政治角度看，苏联对中国是有战略戒备的。

    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不可避免要殃及国家关系。在国家利益诉求和安全关系的考虑方面，苏联本能地沿用了“老子党”、“大国”和旧俄帝国的思维，企图压服中国。例如，1963年8月，美英苏三国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其来自苏联方面的意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中国的。它试图用国际条约的形式，将中国排斥在核大国以外。当时，中国已经大体完成了核爆炸的研究工作。而这个核发展计划甚至是由苏联在1958年提供的最初援助进行的。

    自1960年8月苏联在中国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地区挑起第一次边境冲突之后，中苏边境的形势就开始变得紧张起来。1962年发生的波动面更大的伊犁、塔城事件，有明显的苏联背景。从1960年8月至1964年10月，中苏边境地区共发生1000余次冲突。而且，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苏联向中苏和蒙古边境增兵。总兵力一度达到百万。正是在这段时间，中苏意识形态争论表面化了。尽管在今天看来，双方在争论中都说了一些“空话”，但武力威胁主要来自苏方。由于这个原因，大约在1964年前后，中国领导人开始考虑同苏联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问题。

    最终促使中国领导人下决心修改对外战略方针的，是发生在1969年的几次重要的中苏边境武装冲突。这些武装冲突使中国领导人认识到，苏联有可能对中国采取严重的军事行动。此外，1968年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以军事手段直接压制了“布拉格之春”的独立倾向，使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所谓“有限主权论”，赤裸裸地诉诸于实践。正是在这些事件的影响下，为国家自身的安全利益计，中国作出了同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决策。这个决策改变了战后国际政治格局，并对各种力量的对比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苏联由此而陷入极为被动的局面。在它同美国和西方所进行的争夺中，加进了一个极为不利的战略因素。由此，苏联不得不在东西两面作战，陷入一个难以自拔的泥潭。

    这里必须分清的一个是非问题的是，中国同美国关系正常化，并进而建立战略关系，不是中美两国根据相同意识形态需要而采取的步骤。它实质上是因为苏联把自己塑造成了两国（甚至更多国家的）共同的敌人。对于这一点，苏联学者在“八九”之后有过反思：苏联政策的失策之一，“就是不正确地、过高地估计来自中国的威胁。这种估计迫使我们在远东集中很多兵力，这反过来又给中国造成了来自我方的威胁的印象。这自然促使中国采取对策――增加核武器和常规武器，以及同西方进行政治军事合作。”应该说，这个反思比一味埋怨中国加入反苏联盟，从而要对苏联被强加上军备竞赛负责的说法客观得多。

    以别人的不安全作为自身安全的前提，是一种旧的安全观。它带着旧式帝国的思维痕迹，也是所谓超级大国欺辱别人的一种张扬。其结果反而是招祸于自身。在当今的国际新秩序下，安全原则首先应包含“一切人的安全”和“相互安全”的思想。它的基本内涵分为两个相互连接的侧面，即不能依赖或者靠损害别人的安全来保障自己的安全；安全只能按相互原则去共同争取。以现代民族国家为基础组成的国际秩序，只能在这样的安全原则里面得以保持。谁破坏了它，就意味着由大家维持的安全平衡被打破，破坏者便不得不接受报复。如果说，原苏联的某些人，仍然坚持中国要对苏联由军备竞赛而导致衰败负责任，那么也只能说明，他们时至今日还沉迷于大国霸权主义的思维中，还没有对苏联垮台的真正原因进行反思。而这种大国主义的霸权思维，仍是我们今天应该警惕的。

    五、关于失误的决策

    在本文开始，我们就提出过一个疑问，即苏共领导人为什么不能认识到首先要发展国内生产，把人民生活安排好这样简单的道理，而一意卷入同西方的军备竞赛和争夺，最终在无法挽回中走向衰落呢？

    有时，简单的道理，就是被简单地忽略掉了。在我们讨论苏联对外部压力作出反应的一系列过程时，有时会惊讶地发现，某些重大问题的处理失误，竟是在那样轻易地状态下，被简单的决策失误铸成了。这有时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当然，简单的决策失误，必然反映着复杂的、长期的制度性原因。

    事实上，当苏军坦克于1979年12月底开进喀布尔，苏联宣布对阿富汗的占领时，大多数苏联人也感到震惊。他们对此无法理解，同时也表示焦虑。不仅如此，连苏共高层人士，甚至政治局的成员，也不了解出兵阿富汗的决策。这在一个有六十年执政经验的国家里，几乎成了苦涩的笑谈。毫无疑问，苏共核心层在作出这个重大决策时，是完全脱离群众，是没有顾忌人民和国家的根本利益的。它甚至“甩开”了领导集体，这就完全背离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可以说，这是苏共在处理重大问题上屡犯错误，从而走向失败的原因之一。

    现在比较公认的说法是，由“三人帮”预先作出了出兵阿富汗的决定。这“三人帮”是，乌斯季诺夫（国防部长）、葛罗米柯（外交部长）和安德罗波夫（克格勃主席）。而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老弱多病，他被三人所说服。这种说法或许真实，但并不能为苏共的决策错误解脱什么。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苏联的军事综合体当时高度膨胀，已经达到可以不受政治控制的程度。正是军工综合体的压力，使苏共核心作出了出兵决策。这个说法也可能有一定根据，但仍无法说明，在一个“党指挥枪”的体制下，部门利益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大的压力，甚至决定了国家政策的方向。

    涉及军事行动的决策，一般需要高度保密。但是，一个有可能在世界上产生巨大影响的重大决策，仍不能由几个人说了就算。它应该通过领导核心的集体来决定。这是列宁确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所规定的。然而，在勃列日涅夫晚年，由于主要领导人的老弱多病，以及整个领导层的碌碌无为，这个组织原则在一些人的践踏下，就这样名存实亡了。

    关于民主集中制制度本身的问题，需要另作讨论。这里所要强调的，是苏共领导层在苏联临近败亡的最后年代里，决策性失误一再出现，不是偶然的。党内民主化的被忽略，个人专断的恶性膨胀，以及制度性因素所发生的作用，使苏共领导沉疴难起。他们在对外战略上的失误，导致了国内政治问题的严重化。结果，他们自己打败了自己。

    要避免失误，决策方式和决策制度是极为重要的。赫鲁晓夫通过几次党内斗争上台，在稳固了权位后，同斯大林一样，热衷于个人崇拜，个人专权。在他的任期内，苏联内政外交曾经犯过诸多错误。结果，他也是被带有阴谋性质的党内斗争赶下了台。勃列日涅夫的晚年，是苏联公认的停滞、衰败和混乱的时代。他堵塞了改革的可能性，处于思想僵化状态。他不再能看到世界政治格局新的发展变化，忽略新技术对国家进步的推动作用，却热衷于对外争夺和扩张。正像苏联人自己形容的那样，苏联就像一列凭着惯性前进的火车，它的车厢一节一节地被甩出轨，最后连自己也颠覆了。可以说，这是一条偏离正常方向的轨道。它已经不能引导苏联发展和向前进了。

    怎样校正这条铁道呢？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和人民，不能不作出自己认真的思考。

    （本文发表于《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