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好心办坏事”，人们还是会将信将疑。当人在纷繁的历史现场进行活动时，主观与客观相分离的现象是难以避免的。实事求是虽好，但并不是时时处处都能轻易做到。因而，有好动机也不能保证不办坏事。那么，什么才是避免好心办坏事的保证呢？

    制度（不是指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而是指体制）。尽管导致错误的原因有许多，比如思想意识落后于现实、理论修养没有达到相应高度、国内外压力所造成的紧张等等，都会导致执政过程中的错误。但执政者犯错误的最重要原因，还是缺乏对犯错误具有约束力的制度，例如党内民主制度与国家法律制度。所以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的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

    严肃的苏联历史学家也是在制度层面上对苏共历史问题进行分析的。针对“公开性”中提出许多问题，他们指出：“这种研究（按指所谓揭露斯大林曾是沙皇暗探局的奸细等说法）的意图显然是想把斯大林设想成阴险狡猾、精神不健全、道德精神品质卑劣的人，可以把一切罪过都归结给他。……但是，制度本身却与此毫无关系。我们所有的不幸就在于领袖的个人品质……如果明确地说，就是许多人希望牺牲斯大林来拯救斯大林主义。但这却意味着回避了问题的基本实质，绕过了这样一个问题：斯大林在多大程度上是其执政期间强化了的制度的缔造者且同时又是这个制度的产物？”

    事实上，用所谓“道德品质”、“性格人格”等来解读历史事件，最终是苍白无力的。其道理是，历史的真正轨迹，不是由某个历史人物的品质和性格决定的。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最根本的还在于苏联制度自身。毛泽东就说过，在西方国家，斯大林这样的错误不可能发生。这是发人深省之论。因此，从个人性格、领袖意志乃至历史恩怨来叙写历史，是无法令人信服的。它们能暂时刺激人们的感官，却不能让人心服口服。例如当下海外风行的《晚年周恩来》一书，虽引用大量未公开的档案，对毛、周之间关系深文周纳，但最终还会引起人们怀疑：历史的真貌是这个样子吗？人的历史活动应不应该遵循一定的政治规则？革命者的品质是否真的是这样龌龊？除了毛、周，还有别人在历史舞台上活动吗？等等。读过此书的人，会感到作者立意很难解。据说，香港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认为，这部《晚年周恩来》，不能算作学术著作。

    这件事告诉我们，人民所认同的历史，不是偏狭的个人恩怨，也不是无源之水的党内残酷斗争。它应来源于对历史过程的深刻制度分析。它要找到活动于历史舞台上的领袖和人民真正的思想动机。站在今天的角度，其实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党经受历史曲折的原因。我们并不缺乏对历史的大量文字表述，可在多得无数的历史、党史教科书中，却缺少对错误的制度原因分析。只有科学合理、缜密有据的历史分析，才称得上“信史”。作为理论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史问题时刻影响着今天人们的思想和活动。这就是马克思说过的“死人抓住活人”。你不讲，有人会讲；你讲得不深刻，就有人用“故事”来争夺市场。

    在对苏联党失败原因进行考察时，一个关于历史“颠覆政治”的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历史作用发生的时机。根据苏联的教训，当国家经济状态低迷，人民生活水准下降，群众已对社会产生不满时，历史问题的提出，便会同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汇合在一起，形成对党的威信的巨大破坏力量。可见，处理历史问题的深入、合宜、得体、适当、宽松等等，是社会意识形态操作的重要方面。据此，我们也应该正确处理党史写作与宣传的时机。在经济持续发展，人民物质生活得到极大改善的状态下，让人民在更深入的层面上了解党的历史，以增加人们的“思想免疫力”。相反，在社会稳定、政治宽松的条件下，即使某种“好心”的“讳莫如深”和并非认真地对历史的总结，都是不利于从历史中汲取教训，也不利于最终的社会稳定的。

    时代在发展。历史正在开始新的延续。因而，不应让历史“包袱”再阻碍新的历史进程。因此，从意识形态的政治操作上说，应引导人们更深入地了解历史而不是相反。要让人们更深入地了解党的历史的本然和所以然，从错误中汲取教训，这极为重要。时代的推进和社会的成熟化昭告我们：最安全的政策其实也就是透明和充分发挥民主的政策。

    二、关于如何杜绝主流意识形态的“贬值”问题

    同上节立意相关，我们还须从另一个角度研究意识形态的有效性问题。这就是如何杜绝政治意识形态的贬值。

    政治意识形态有没有“贬值”现象，值得我们关注。苏联八九事件中前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们，在事后10年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反思。亚纳耶夫在谈到苏共垮台的经验教训时说：对于我们来说，最严重的危机是政权危机，最大的贬值就是政治贬值。亚纳耶夫解释说，在苏联时期，当人们打开电视的第一频道，看到的是勃列日涅夫在挥舞拳头讲话；再换第二频道，仍然是安德罗波夫在挥舞拳头讲话。人们厌倦了，于是也就不再关注政治，政治因此而逐渐贬值。

    其实，政治就是政治。有政通人和、民主清明的政治；也有贪污腐化、污浊不堪的政治。政治本身并没有贬值之说。这里所谓政治“贬值”，实际是指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贬值，是指作为执政者奉行的思想宣传“失效”。它不再能唤起人民对党的爱戴、对社会制度的拥护。官方意识形态与人民失去了联系。它成了政客手中的“玩物”。而一个对官方意识形态完全失去信任的社会，不仅如同人失去了理想一样，变得臃散而没有了主导。

    苏共应该对苏联政治意识形态的“贬值”负责任。长期以来，苏联政治家们相信，精神灌输是教育人民最好的办法。苏共的宣传体制是绝对集中的。它把舆论控制作为基本任务。因此“强行灌输”、“夸大事实”、“隐瞒真相”、“控制异见”、“垄断真理”和“操纵舆论”便成为苏共意识形态宣传的主要功能。它就是要人民相信，苏共一贯正确，苏共就是真理的化身。而事实上，垄断真理和垄断人们思想的后果，就是使人们不再相信意识形态宣传的真实性，从而也对政治失去兴趣。成本巨大的意识形态机器，不但起不到鼓动人民同心同德的作用，反而适得其反，使人感到厌倦、失望。这就是意识形态操作的失败。现任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就曾坦言：垄断意识形态制度，是苏共垮台的原因之一。

    同上文提到的党史写作与宣传一样，意识形态宣传的核心，也在于它的真实性。如果宣传不能把事情真相告诉人民，如果在喧嚣和连篇累牍之中，偏偏隐去了真实的部分，那么，无论多么豪华的词语，多么气势恢宏的概念和逻辑，都只能是空论而已。特别是，鼓吹一贯正确，明明问题已经成堆，发展到了严重地步，却仍高调宣传歌舞升平，这是人民最为反感的。事实上，在传媒高度发展的今天，舆论控制和消息封闭已经做不到了。人们有了更多的信息渠道，于是也有了更敏锐的判断力。

    根据苏共的经验教训，人们所追求的意识形态宣传的内涵，还不仅仅就是一个“真实”问题。如果说，社会意识形态本身是体现社会大多数人的价值观，是表明社会大多数人根本利益的话，那么，它在性质上必定同社会意识是相契合的。它不应同社会割裂，更不应该变为社会大众的赘物或对立物。例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人民拥护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社会实践，是因为人民认同它，相信它。因此，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宣传，受到人民的普遍接受。又如，邓小平理论是改革开放中人民认同的理论意识形态，因而它成为深入人心的基本价值观。再如，“以人为本，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一经提出，就同人民心中的期待产生了强烈共鸣。

    相反，在原苏联时代，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曾经广为宣传的“发达的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等等口号，虽大力推行，但人民反映平淡，并不买账。曾经被勃列日涅夫誉为“由党中央献给党和人民的教科书”《苏联共产党历史》（1970年第3版），虽经官方费力鼓吹，但同样被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们所冷落。由此可见，意识形态宣传本身不能脱离社会大众的基本价值观而存在。再高明的理论，再华丽的言语，一旦同人民的社会价值观不一致，那它立即会失去光彩，丧失生命力。因此，我们必须研究，什么才是这个特定时代能为人民大众所认可的核心价值观？简单说，就是“什么是人民所想？”“什么是人民所望？”不研究这样的问题，等于理论意识形态失去方向。

    另一方面，对意识形态本身的宣教功能，也必须进行研究。根据苏联的教训，把意识形态宣传完全变成一种政治标识，甚至成为一种政治广告，是十分失败的。本来，一种充分反映人民希望的意识形态，它的宣教功能应该是强大和有生命力的。在历史上，我们党有过特别成功的“宣传人民、教育人民、组织人民”的经验和经历。从苏联经验我们得知，他们以为对一个理论，对一个政策的宣传，越大张旗鼓、越铺天盖地、越旷日持久就越好。其实，这样做效果很差。在实质上，这种宣教是在运用权力，迫人接受，强制接受。而在社会意识多元化的今天，强制人们接受一种思想，一个理论，是很困难的。真正有效的宣传，是生动的，是同群众心贴心的，是涓涓细流，是耐心深入。最重要的，是宣传必须真实、可信。在抗击“SARS”和预防禽流感的社会性事件中，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就深得人心。根本的一条，就是把事实真相告诉人民，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这样的宣传使人民对党产生了极大的信任感，因而是成功的。理论宣教也是同理。一个好的理论，肯定能“掌握”人民。因为它一定是同人民相贴近的。

    此外，以苏联经验视之，宣教功能所以成效不显著，同话语风格也就是学风有着密切关系。在苏联时期，由日丹诺夫、苏斯洛夫等“意识形态沙皇”连篇累牍发表的大块理论文章和重要讲话，常常概念套着概念，逻辑叠着逻辑。一些色彩华丽的“概括”，似乎非常有说服力，但其实它们并不为群众所接受。理论家们似乎愈把文章做得概念化，似乎愈显示作者的深刻与高明。这其实是自欺欺人的一种“自恋”。你的理论如果不被群众接受，或者说，你的理论只能靠行政力量去迫使人接受，那么显然，你的理论一点生命力也没有。在中国理论意识形态发展历史中，毛泽东堪称是理论大师和语言大师兼得的代表者。他最反对学风不正和“八股”调。他曾尖锐批评那些“读来使人睡觉”的文章。他自己的语言，充满了新鲜、生动的要素，一听便能辨别其声，把道理说到了人心深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很多著名的文献，其精彩、生动的语言虽历久仍可为人记诵。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曾经有过的思想理论意识形态传统。按照中国共产党人的分析，话讲不精、理说不透，哗众取宠、言称希腊的根源，是学风问题。而学风其实是思想意识的反映。一个健康的、同人民心心相通的宣传，必定是人民听得懂而不是“倒胃口”的宣传；而如果把理论宣传看作是官僚职业，看成是一种迎合，那是写不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语言的。

    在亚纳耶夫们的反思里，政治意识形态“贬值”等于失去人心。而政治意识形态“贬值”的结果，则使反社会的思潮和理论乘势而起。它们正是利用了意识形态虚假的空子，把不正确的东西兜售给大众。其实，原苏联对理论意识形态的控制并非不严密。但它越是严密，却越是引起了人民的不满和不信任。这是为什么？特别是，执不同政见的思潮，也正是在苏共对意识形态控制最严格的时候，在“地下”发展起来。这种现象的确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事实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异常复杂和激烈的。同我们上边论及历史、党史的写作同理，当整个社会经济基础发生重大变动时，意识形态领域里积存的负面因素，就会充分释放出来。那时，人们再想控制它，就难了。经历苏共垮台的苏联原领导人们，正是希望把这些道理告诉给我们。

    （本文部分发表于《同舟共进》2004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