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对现实主义理念和真正利益关系的考验——关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中国的改革与中美关系
对中国的改革说来，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后半期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大约五年时间里，中国经历着自己前所未有的变化。一方面，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于1985年全面展开。它实质开始了对社会主义旧有观念和体制最深刻的触及。另一方面，由改革引发的经济体制、管理方式以及价格体系的变动，使社会所面对的难点也扩大了。改革不仅遇到技术层面的问题，也在社会结构与人们思想的深层激起震荡。这不能不引起一系列超乎人们预想的社会性变化，并带来新的相关课题。
与此同时，中国对世界的认识也在发生改变。其基本内涵是对当今时代的性质做出了新的判断。“战争与革命”的战略策略思想，为“和平与发展”的主题所取代。这不仅标志着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又有新突破，并证明了改革对于人们观念的推动。
这一切几乎难于避免地影响到当时的中美关系。自1979年以来，这种关系一直处在较为平稳和不断深入的状态中。问题在于，当一系列重大历史变革到来的时候，人们需要理解这种变化，并做出相应的反应。这种反应的适度与否，取决于对中国内部变革的性质和它的走向做出正确估量，而不能出自某种一厢情愿地的臆想。显然，在中国正经历重要变革的时候，现实主义地处理同它的关系，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情。它是对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考验。
一、中国改革奠定了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的现实基础
今天，无论人们如何评价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以来的中美邦交关系，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这种关系才越加走向稳定。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改革为中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
中国改革的发生，是基于两个最重要的原因：1．对长期形成的导致社会经济止步不前和政治频繁动荡的“左”倾错误的批判；2．改变闭关自守，固步自封的状态，把自己同世界发展潮流融合起来。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过去固守成规，关起门来搞建设，搞了好多年，导致的结果不好……结果中国停滞了，这才迫使我们重新考虑问题。”1978年以后的中国，正是在对以往教训的思考中，以前所未有的勇敢和速度，进入到世界进步的体系中去的。
在中共即将实现政治路线转变和在经济改革的前夕，邓小平在外交上做出了两个决断：一是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一是实现中美建交。这两个决断，都是为了改革的中国能以更平稳有效的方式进入世界体系。两相比较，实现中美建交对中国确立改革开放政策更具战略意义。
尽管中美建交过程中存在着美国坚持向台湾军售的障碍，但为了即将展开的改革大局，中国领导人暂时搁置了障碍，在谈判的最后时刻，同意按双方商定的“原计划进行”，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于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与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在时间上有意义地重合起来。
毋庸讳言，中美建交是出于双方战略利益的需要。但其基础，则来自现实主义的考虑。当时，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一条线”的战略方针，去抗衡苏联咄咄逼人的霸权主义扩张的。这样做的实质，是摈弃长期以来用意识形态作标准所进行的营垒划分，而采用现实的统一战线策略。对美国领导人说来，这样一种现实主义的策略，同样是可以接受的。在战略需要面前，美国也不希望固守已经过时的带有太多意识形态色彩的老调。这说明，即使在国内政治并不平静的年代，中美两国领导人也能找到合作的现实基础。尼克松总统在走下空军一号座机，把手伸向周恩来时说过的那句话：“我为美国利益而来”，之所以能一直赢得中国领导人的赞赏，其原因就在这里。他以毫不掩饰的语言表达了一种对现实利益的诉求。在此后一个长时期内，中美两国对这种现实利益的把握，是成功的。
显然，对现实的共同利益的认定，是建立两国健康关系的关键所在。随着1978年中国国内政治路线的转变和在经济领域实行改革开放，中美两国共同利益的基础，比以往更加明确了。既然“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那么中国就没有理由再关闭自己的国门；既然中国敞开了自己的国门，同样，它也就对世界敞开了一个巨大的具有吸引力的市场。互惠的现实利益，应该成为两国进一步发展正常关系的纽带。而中美两国健康发展的国家关系，不仅对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整个世界的稳定，也是不容忽视的力量。对两国说来，这同样是现实的。
随着苏联霸权主义的逐渐式微，中美两国在冷战时代形成的战略关系，也相应地发生着改变。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提出，同样是基于现实世界的深刻变动。尽管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幅度很大，但它并没有变更现实主义的观念基础。正是在现实主义的考虑下，中国开始致力于同美国保持更常规的外交关系。同时，中国通过一系列外交活动，改善和发展了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关系，加强了同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经济合作；在力争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情况下，逐步使中苏关系也朝正常化方向前进；并继续发展同西方国家和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
不难看出，中国外交政策的这种变动，只能以现实主义为其基础。它是从如下几个原则出发的：第一，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除一如既往地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之外，应是配合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并为此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第二，为了获得独立自主，就必须坚持真正的不结盟政策，从而在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中，既不丧失原则，又不为人所制。第三，在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中，要根据世界的发展趋势和自身的利益要求来处理与不同类型国家的关系，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再重复划分敌、我、友，团结一部分国家打击某个或某些国家的策略。
与此同时，在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方面，现实主义的思想原则也在产生深远影响。其作用在于：第一，根据上世纪八十年代上半期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美苏关系趋于缓和，中国逐步放弃了以往关于大规模世界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代之以和平与发展的主题。第二，中国承认，现存世界是多样化的，各国在政治制度、历史文化背景、宗教信仰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着不同；中国认为，多样化世界的各个组成部分有矛盾斗争一面，也还有互相依赖的一面；国家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在处理一系列国际问题时存在着共同利益，需要进行合作，也可以进行合作。
这些新认识表明，中国通过改革，使自己在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上，更加现实化了。中国外交的目标，是为国家的现代化服务，而不是谋求解决复杂的国家间价值观问题、社会制度问题。这使得过去复杂的外交关系变得简单起来。它为中国同任何国家打交道奠定了可行的基础。
从战略关系向常规国家关系转变，诚如上文所述，中美两国需要重新考虑和确认新的共同利益基础。由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确立，使中国在寻找和确定这种利益基础方面，有着更加自觉的主动性。换言之，中国比美国更早地用现实的眼光，来观察中美关系，希望把两国的合作关系，较早地引入互利互惠的轨道。而在美国方面，由于共同对抗前苏联的战略因素的逐渐淡化，引起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重趋向：一方面，在战略关系的惯性中，在明显的经济利益的吸引下，美国对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持肯定和欣赏态度。这主要表现在，两国政治关系在1982年至1989年以前的数年中，始终保持了平稳发展的态势。双方主要领导人的频繁互访，使两国最高层接触始终维持在一个高水准上；中美贸易总额，从1979年的24亿美元增长到1988年的100亿美元。两国间的军事合作与技术转让，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据美国最新解密的档案材料透露，美国在1982年向中国出口了价值5亿美元的防卫和高科技产品。至1995年，这个数字跃升到50亿美元。中国还从美国得到了诸如炮弹、水雷、炮兵雷达等常规武器，以及获准由美方提供技术，改装中国空军的歼－8战斗机。此外，在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和旅游等方面，两国的交流也达到了一个高峰。如果说，这是两国关系迄今为止的“黄金时期”，似不为过。
但在另一方面，随着共同战略关系的松弛，美国领导人开始忽略中国在世界事务中重要性，认为中国无论在经济或是军事上都无足轻重，在全球战略中将有求于美国。根据这样的判断，美国领导人认为，只要美国对苏联持强硬态度，中国人就会吞下任何“苦果”。因此，在台湾问题上，在西藏问题上，在所谓中国的军售问题上，美国都插手其中，制造麻烦。
显然，这是冷战思维的继续，是美国某些领导人头脑中非现实主义理念在发生影响。这种冷战思维和非现实主义理念，阻碍着中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使美国领导人看不到中美两国关系的利益所在。正是这种观念上的“迷失”，导致了其后中美关系的曲折，使它不断经历新的越加严重的考验。
二、中美关系中渐行渐远的非现实主义因素
本来，在具有深厚现实主义传统的美国，对锁定现实中的中美双边利益和全球战略利益，并加以执着追求，是不应存在异议的。但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中，人们却看到了某种所谓“理想主义”的张扬。其表现形态，是往往从非现实的理念出发，把美国社会所认同的价值标准和政治取向，乃至美国人某些天真幼稚的想象，都掺杂进对华政策的制定中。这就造成中美间接触的裂痕，使这种关系渐行渐远，从而离开了两国所应期待的现实目标。
问题的关键，是美国是否能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性质以及目的做出正确的估量。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改革开放大大增加了它的力度和广度。如上文所述，无论中美之间的高层接触还是经贸、科技文化交流，都达到了两国关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虽然，由苏联扩张和地缘威胁所造成的中美战略关系在逐渐淡化，但两国相互接近和信赖的程度却加深了。美国人当时抱着乐观感觉评价到：“在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时代，中美之间的合作常常是紧密的，但却不深入。”其言下之意，是里根时代的中美关系，不仅紧密还更加深入。可就在这时，美国主流思想界，却对中国的改革产生了错觉。似乎中国的改革，并不是在完善自己的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在西方化，向西方的价值体系和社会制度接近。
詹姆斯?曼在他的新著ABOUTFACE中写到：“促使中美两国走到一起的最后和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国的国内政治。八十年代是中国社会和文化趋向西方化的顶峰时期。邓小平强调教育、技术和专业技能的重要性，而这些东西是中国能够从美国和它的西方盟友那里得到的。”在许许多多的美国人看来，“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国实行经济和政治改革纲领，七十年代末起步，八十年代中期更有活力了。中国领导人希望从美国得到先进技术、出口市场、金融资本和教育机会，其程度大大超过了毛晚年……这种情形使得中国对美国人说来比七十年代时更有吸引力了。政治和经济改革为美国的贸易和投资造成了一种比较有希望的环境，为学术和文化交流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同时还缩小了人权问题上的潜在分歧。此外，它还重新激起了美国人长期以来怀有的一种兴趣，即促使中国接受美国的价值观，按照美国的办法重新铸造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同样的事情，在中国人看来是促进他们国家社会主义改革的一种伙伴关系，而美国人则认为是鼓励中国政治和经济自由化的一种努力。”
当时的人们没有想到这是一种天真和一厢情愿。以保守著称的《纽约时报》曾经把中国称之为“令人疼爱的共产主义”；而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最为挑刺的国会议员们，也曾出面说，毛去世以后的中国人权状况“比1949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好”。1985年，邓小平又一次被选作《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
最能代表官方立场的，是助理国务卿帮办芮效俭在布朗大学的一次讲话。这位助理国务卿帮办当时说：“美国欢迎中国的改革政策，首先是我们自己的利益。中国的改革开放完全符合我们自己的政策目标……我们支持改革还因为中国在过去10年里在人权方面取得的进展。美国欢迎中国朝这样一个比较开放的社会前进：它将进一步放宽经济、政治限制，放宽对诸如移民和宗教信仰方面的限制。”在这位助理国务卿帮办看来，中国的确正在向美国的政策目标接近。
必须承认，中国的改革开放，的确扩大了中美关系的基础。而扩大了的中美关系，又进一步引起美国人对于中国国内改革的兴趣。于是，所谓两国的“蜜月”关系就在两个层面上展开：物质的交流和对中国“西化”的期望。物质交流随时间推移确在不断增大。但这是双边的，带有常规性质，并且在总量上仍是有限的。至1986年，中国还只是美国的第16大贸易伙伴国。仍算不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相反，美国对中国所谓“西化”的可能，却抱着大得多的热情。对于美国人说来，中国的开放使人们能够穿透过去的某种神秘，接近这个社会的内核。他们自我陶醉地发现，这个社会在美国物质和观念的吸引下，正向美国的政治理念靠近。他们相信，物质的交换最多是一种各取所需，而理念的接近，则是一种根本的亲和。这大约就是詹姆斯?曼所判定的那种“深入关系”了。
然而，这种所谓的“深入关系”，从一开始就是虚幻的。它使美国人自己遮蔽了自己的眼睛。其根本的错误在于，它是在完全不了解中国改革性质的情况下，一厢情愿地把美国的价值观和政治理念强加给了中国人。这样做，不仅滑稽而且适得其反。他们不知道，那种中国“西化”越快越好的期望，其实正在加速着自己幻想的破灭。
这种错误的致命之处，即在于把现实主义的利益目标变成了虚幻的、不切实际的东西。在这种状态下，美国人几乎无法准确回答下述问题：什么是中美关系的客观基础？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究竟是什么？如何寻找中美之间应该确定下来的利益目标？中国的改革开放给美国带来的最大受惠到底应该是什么？等等。在所谓“道义”原则高于利益原则的旗帜之下，这些现实主义的关注与考量，都被通通甩到一边了。
事实上，尽管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是中美关系发展最平稳的时期，但是，由于上述美国政治中存在的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偏狭认识，中美关系走的却是一条两相背离的道路，而且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