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毛的最后革命》一书出版。这是一本代表西方人观察中国“文革”、展示其最新观点的著作。书作者为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文革”史研究者麦克法夸尔教授和他的学生、瑞典人迈克尔?斯可恩海尔斯（中文名沈迈克）。据说，该书特意选在2006年8月18日出版，以示“纪念”。《毛的最后革命》共25章。导论叙述“文革”的缘起；结论将“文革”后的历史加以延伸，一直写到1981年“历史决议”的起草。

    《毛的最后革命》主要阐述了如下观点：

    关于“文革”的起源。作者认为，“文革”发生前，中国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标准”的共产主义国家。党的领导地位没有受到任何挑战。党的干部团结一致。这使中共具有抗御任何风险的能力。1966年，中共先是将自己的体制抛向混乱，随即国家走向灾难。

    “文革”之所以发生，作者认为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是中苏意识形态分歧以及由分歧导致的一系列两国关系的冲突。作者肯定，中苏分歧最初来自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上的两个讲话，使中共感到气愤。这两个讲话是：赫鲁晓夫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和他的所谓“秘密讲话”。前者提出了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可以共处、存在着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长入的可能性的观点。毛泽东认为，这违背了列宁主义的原则。而后者不但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而且在国际共运中造成严重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日益加深。这个分歧还伴随着两国间在诸如中国原子武器发展计划、苏联在华专家以及中印边界冲突等事件上的矛盾而愈趋严重。书作者认为，1964年中共发表的“九评”，完全可以解读“文革”发生的原因。因为“九评”说：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关系到“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关系到“我们能不能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

    书作者认为，引发“文革”的另一个原因，是毛泽东对国内问题的忧虑。“大跃进”运动失败后，毛泽东同意进行调整。但在调整中他发现，他的同事有否认集体化和人民公社的倾向。作者说：毛泽东认为，仅仅“维护人民公社还不够，还必须要农民懂得，集体化和人民公社对他们是必要和有益的”。“毛由此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恢复农民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逐渐认为，在他和党的其他领导人之间存在严重分歧。作者坚持，毛泽东始终对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怀有警惕。他由此担忧自己身后也会遭到同样的批判。刘少奇不仅在党内地位稳固，而且同毛存在着明显的思想和人格方面的差异。特别是在“四清”的政策问题上，毛和刘发生了矛盾。由此，刘在毛的想象中“成为一个潜在的勃列日涅夫”。“如果他背过身去，刘就可以推倒他”。作者说：毛泽东此时对“社教”已有了新想法。这个想法已不是企图通过“四清”在农村清除腐败，而是要“发动另一个意义更为重大的运动”，以解决党内路线问题。这就是在“二十三条”中所透露的：“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者说，到了这个时候，毛的同事们无疑已经明白，毛把斗争目标指向了“高层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剩下的问题是，这个当权派指谁？毛将怎么“整”？不久，“文革”就揭开了这个谜底。

    《毛的最后革命》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对“文革”的评价。作者认为，“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分水岭，同样还是现代中国历史的分水岭。作者说，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争取现代化的斗争，一直是在如何保持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族完整性的前提下进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最被中国人接受的口号。但现实却是，作为国教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儒教，经过20世纪初以来知识分子的激烈批判，最终丧失了权威地位。而由儒教规则建立的皇权制度，也终为共和所取代。因此，中国人的“本”，自那时起开始变的含混不清。恰在此时，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外国的“本”，逐渐替代了儒教的国家功能，并进而通过革命取得胜利。作者认为，这个历史一直延续到五十年代。但到了五十年代末，毛开始厌倦模仿外国人。于是，“大跃进”成为毛泽东第一次寻找中国人自己道路的尝试。至六十年代中期，毛泽东成功地使中国人民相信，反对苏联模式以及外国的现代修正主义，是正确的。表面上看，“文化大革命”是毛给中国人接种的一个预防针——防止中国染上苏联的病症。而更重要的是，“文革”代表了毛最后的也是最积极的努力：在现代世界中，中国要确立自己持久和独特的“本”。作者认为，毛泽东的这一实践，代表了中国最后的保守主义立场。但是，由于“文革”造成的混乱、灾难和经济停滞，毛的努力失败了。

    作者说，邓小平放弃了毛的这种努力，也抛弃了包括中国其他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在一个世纪以来一直徒然探寻的中国现代化版本，而断然选择进入已被证明是成功的西方式现代化潮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成为当代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历史分水岭。麦克法夸尔教授的这番“高论”，对我们说来像一篇奇书。但熟悉他的人知道，他的历史逻辑是持之一贯的。麦氏早在邓小平去世时就在《纽约时报》的读书栏目发表长文，坚持认为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改革，是取资本主义的“走向”。《毛的最后革命》一书，一方面阐发了他固守的观点，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对“文革”的新“解读”。他的这些观点是从自由派立场出发的，在西方人中具有一定影响。

    三、2006年西方出版（或公开）的有关中共历史的资料

    历年以来，国外公布或出版有关我党历史的资料，以美国和英国为多。其中美国档案部门和学术界公布的材料最值得我们关注。下面简要介绍2006年出现的三种资料。

    第一，《美国外交文件集》（ForeignRetionsoftheUnitedStates）1969-1972第17卷(中国1969-1972)。这是美国解密的机密档案文件汇集。由美国国务院公共事务办公室编辑，美国政府印制局出版，为非卖品。文件集的出版，是根据美国国务卿弗兰克?柯洛格1925年公布的关于编辑、公布政府档案的法规进行的。它通常以地区和时间分卷，是一部卷帙浩繁的系列文件汇集。第17卷公布了1969年至1972年中美之间关于实现关系正常化的秘密档案共280件。由于当时中美邦交正常化进程处于高度保密中，参与人极为有限，因此，第17卷的档案并非像一般外交文件集那样取自国务院，而是来自密级非常高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档案。这些档案只是基辛格等仅有的几个人之间的往来文件和他们写给尼克松总统的备忘录，以及白宫总统办公室有关中美恢复邦交关系的档案。其中甚至包括有椭圆形办公室的录音整理资料。可以说，这些档案保留了美国核心决策层在恢复中美邦交过程中最重要的信息。此外，第17卷还收录了基辛格1971年7月和10月两次来华以及尼克松1972年访华时同中国领导人所有会谈的官方记录。

    第二，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披露的有关中美关系档案。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是一个私人学术机构。近年来，它不断运用《信息自由法案》迫使美国官方解密封存的档案。1998年，由国家安全档案馆专家编辑的《基辛格密录》一书，公布了尼克松、基辛格在任期间同中国领导人所有的谈话记录，曾轰动一时。2006年5月26日，国家安全档案馆宣布，他们在线公布了有关基辛格任职期间（1969-1977）同世界领导人的所有谈话记录整理稿。据说，这是该馆迄今公布的数量最多的有关专题档案，共计28000页。据介绍，这批档案也包括了基辛格同中国领导人的谈话备忘录。其中一件来自1972年6月他同周恩来总理的谈话。谈话中，基向周恩来详细阐述了美国的越南政策。基辛格首先表示，美国反对北越的将南越领导人逐出国家权力之外的想法。但基又说，既然美国能在北京同中国和解，那为什么美国在撤出越南后，不能在越南同另一个共产党政权相处呢？他还向周恩来暗示说，如果苏联使用常规力量侵犯中国，美国可能会考虑做出核反应。西方专家认为，这些情况均属首次披露，是研究者从未了解的。据悉，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除在线公布了这批档案外，还将档案制作成缩微胶卷。

    第三，《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新版“出炉”。事实上，这部《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并非西方人的作品。它是由在美的七位华裔人士和一位来自台湾的研究者共同编辑出版的。1998年，上述八人组成光碟编辑部，广为搜罗大陆“文革”材料，用三年时间，完成了这个容纳约三千万字的“文革文库”的编辑。该“文库”分为“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中共文件、指示和公报”、“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讲话、指示和文章”、“林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讲话、指示和文章”、中央首长关于文化革命的讲话和指示”、“有关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报刊社论文章”，“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群众运动重要文献”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异端思潮重要文献”等七个部分，其中包括相当一批涉及“文革”期间党内核心情况的材料。这些材料在“文革”期间通过不同渠道流传出来，经鉴定多数是真实的。此次再版，光碟又增加了约五百万字的材料，其中一半以上内容经过重新校勘。该文库之所以值得重视，不仅因为它汇集材料众多，成为迄今为止有关“文革”的最大资料集，而且它出版在境外，更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对此，国内党史研究部门应有所考虑，如我们不能整理和编辑反映历史全貌的“文革”资料，并把它当作一项重要工程来做，那么，境外并不规整的材料，就会覆盖“文革”研究领域。事实上，胡乔木生前已提出并倡导编辑大型的“文革”历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