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在现有11座总统档案馆中，共收藏有关25000万页档案，500万张照片，1350万英尺胶片，以及6.8万小时的各种录音录像资料。真是一个文献资料的海洋。

    尽管档案数量庞大，但我认为，档案专家们所做的分类工作是科学和有成效的。在肯尼迪和约翰逊图书馆，我首先要查的就是有关中国事务的卷宗索引。虽然这个索引没有包括所有与中国有关的档案，我还必须从其他卷宗里寻找线索。但它已提供了最基本的东西，使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按图索骥”，节省了许多宝贵的时间。

    这里似乎有必要补述一下我所了解总统图书馆与国家档案馆档案来源的异同。

    简单说，国家档案馆保存的档案，是按照政府的规定，程序化地由政府各部门移交而来的。它的特点是全面、规整、有严格的系统性。例如，你要查阅国务院的档案，在每一个特定的时段里，你都可以几乎无遗漏地看到国务院与驻各国的使领馆间的往来电报(因保密原因被抽出者除外)，其详尽的程度，基本上是“无日无之”。这当然对研究外交过程具有很高价值。

    总统图书馆的档案来源却不同。首先，它在性质上是属于围绕总统处理政务而形成的档案，总统退任后移交总统档案馆。其次，前总统顾问们和白宫助理们手中大量保存的他们在任时的工作档案，也由总统图书馆征集和保存。由于这样的性质，研究者们通常在总统图书馆里可以看到更多涉及核心决策过程的档案。这其中，以国家安全委员会(NSC)的档案价值最高。因为NSC是总统的工作班子，枢密机构，它工作中形成的文献，基本反映决策的过程，同时，前总统助理们手中的资料，又在很大的程度上说明和补充了这个过程。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总统图书馆的馆藏是得天独厚的。而在国家档案馆，你要想看到六十年代的NSC档案，便极其有限了。因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尚未向国家档案馆移交自己的档案。此外，总统图书馆保存的白宫档案，中央情报局的情报报告等等，也是非常珍贵和极有价值的。

    近年来，很多中国学者利用美国总统图书馆保存的资料，进行自己的研究。特别是位于斯坦福大学的胡佛图书馆，更吸引了众多的中国学者。因为，胡佛图书馆以代为保存的方式，将蒋介石、蒋经国两人的日记收入馆内。这当然是极为吸引研究者眼球的珍贵资料。胡佛馆的管理者既是工作人员又是大学者。他们非常敬业也非常职业。经过多方长达数年的努力，他们不仅说动了两蒋的家人，把日记拿出，而且对材料作了极为认真的甄别和整理，使这些史料可以为研究者所用。此外，胡佛馆还珍藏和公布了包括“宋子文档案”等一批中国现当代重要人物的档案。它们犹如学者的“大餐”，煞是“香气扑鼻”。郭岱君博士，一位来自台湾的资深学者，为胡佛馆收藏、公布“两蒋”、“宋家”等档案立了大功。她学识高远又极为热情。可以说，她是所有中国学者的真诚朋友。凡到斯坦福研究的人，都受过她的慷慨接待和研究引导。我多次“麻烦”过她，简直到了无法“回报”的程度。

    胡佛图书馆就在斯坦福校园著名的胡佛塔下。找到了胡佛塔，就到了胡佛馆。我多次奔着这个标志走去。每当离去时，我总不免感慨，胡佛图书馆与所有其他的总统图书馆，就像一条彩虹般的桥梁，连接着中西方学者的研究和交流。

    （本文发表于《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