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年前，正当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中国战场开始转入反攻，酣战太平洋的美军同日军展开逐岛激烈争夺之际，一个由一小队美国军人和政府官员组成的使团，从重庆机场悄然起飞。他们一路向西向北，飞往中国那苍莽而神秘的黄土高原。尽管，这些用美国一个俚语——“迪克西”——而命名的使团的成员们，并不是最先抵达中国“红色首都”延安的美国人，但他们却是第一批受美国军方，甚至是受美国最高决策者正式派遣而来的使者。
在使团当中，有一位身材颀长，会讲中国话的年轻人。他虽非美国职业军人，但也身着美军军服。显然，当时的他并没有意识到，在他的脚一踏上这片浑黄色土地的时候，他以后一生的命运也就同它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了。他，就是本篇访问记的主人，当时任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中缅印战区司令部政治顾问的约翰?谢伟思先生。
这是半个世纪后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
作为中央电视台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大型系列片《胜利》的撰稿人，我有幸同我们的电视采访小组，在美国旧金山访问了谢伟思先生。
旧金山湾温暖的海流，给美国西海岸这座大都市带来了得天独厚的气候环境。这里四季如春，终年绿草成茵，花木扶疏。在湾区起伏的半环形山脉上，错落有致地排列着各种造形不同，颜色迥异的建筑，它们宛如点缀在一片碧绿中的花朵，给整座城市增添了妩媚和幽雅。
当我们如约到达位于奥克兰区谢伟思先生居住的老年公寓时，老人已先于我们在门厅中等候了。看上去，他完全不像已届86岁高龄的耄耋老人，依然是健硕的体魄，依然是机敏光亮的眼睛，依然是幽默而充满智慧的外表。我们几乎是不用介绍，就径直走上去同他握手的。
对谢伟思先生，我是心仪已久的。还在大学和研究生院读书的时候，我就曾对抗日战争胜利前夜国、共、美三方复杂的政治关系史发生过浓厚的兴趣。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关系到中国命运和前途的一个历史关节点或时局转换的枢纽。自然，要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便无法回避迪克西使团，无法回避谢伟思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此外，谢伟思个人的经历和遭际，也是我曾经十分关注的。应该承认，这位出生在我国四川省成都市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在中国度过了自己青少年时代16个春秋的美国政府官员，在他的赴华使命中，是尽心尽职为美国国家利益工作的。然而，为了打败共同的敌人——日本法西斯，意识形态观念不同，价值观存在很大差异的人们，是可以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去战斗的。那些差异并不妨碍人们成为战友和朋友。另外，不管来自哪个国度的人，在真、善、美以及其他社会道义原则问题上，应该有本质上的相通之处。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他总会客观而公正地评价、判断眼前的事物，从而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
而谢伟思先生在华的主要使命，便是一种类似于观察员式的工作。他的任务是把自己对于中国战局的发展、中国各政治力量的状况、中国未来前途等等问题的见解，向美国的国务院作出报告。由于谢伟思先生谙熟中国语言文字，能较深入地接触中国社会，发现隐藏在外部表象后面的真实，因此，他提出的报告往往直言不讳，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是抗击日军的主要力量。这个政党是有生气、有远见的，她并非如某些人所说的是苏联人的傀儡，而是具有勃勃活力的，真正有前途的革命力量。
他的这些结论，自然有忤于美国国内一些“大人物”的看法。1945年4月，他被赫尔利调离中国。6月，因涉嫌所谓的《亚美》杂志间谍案而被捕。但是，大陪审团终以20∶0否决了对他的指控。然而更不幸的事发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当时由于冷战的原因，美国国内右派势力甚嚣尘上，他们把所谓“丢失中国”的“罪名”加在谢伟思等这些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中国工作、对中国状况作出过正确反映的官员们身上。参议员麦卡锡操纵国会调查委员会，对谢伟思等人横加迫害。1951年9月，国务院竟在调查结论无罪的情况下，辞退了谢伟思的公职。这使这位职业外交官的生计陷入了困境。他为此不得不到纽约一家蒸汽机制造公司谋取一份“外行”的工作。公正的美国舆论一直这样评论：谢伟思是麦卡锡当政的那个美国历史上最黑暗时代中受到最严重伤害的人。如果政府早些听了谢伟思的意见，如果美国当时对中国及其共产党采取现实的政策，那么，可能就不会发生后来的朝鲜战争，战后的中美关系也可能会大为改观。
我同谢伟思先生的交谈，自然要从他参加迪克西使团前往延安，以及在此前后他对中国政治发展的观察开始。在我们的摄像机面前，先生从容不迫，侃侃而谈。唯一遗憾的是，先生已经不能直接操汉语回答我们的问题了。
先生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军在史迪威将军的指挥下，在中国战区积极作战。但他们越介入中国战场，就越需要了解中国的军事、政治状况。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国务院于1943年派出数名外交官加入史迪威将军的司令部做情报工作。先生告诉我，他便是这些外交官中的一个。
先生接着说，当时他所负责的工作，是在史迪威的司令部和中共驻重庆办事处之间进行沟通，而主要任务是同周恩来先生进行接触。先生说，随着战争的发展，我们越来越感到华北敌后战况的重要。我们向蒋介石多次要求派代表去延安，搜集和研究那里的战况和情报，但都遭蒋拒绝。直到1944年6月，华莱士副总统访华，对蒋介石施加了压力，蒋才最终同意我们的建议。于是，我们在重庆组成了观察小组，我作为政治观察员加入小组，负责对政治事务方面作出报告。
先生说，当我们到达延安时，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中共方面安排了很多次报告会，由各个地区的军事负责人向我们介绍情况，使我们了解了很多关于华北战场的最新发展形势，以及游击战的真实情况。我们还曾派出小组前往作战地区，如晋察冀的阜平和山西等地，以便进一步接触战场实际。
谢伟思先生不无感慨地告诉我，当时他们得到的一个很深印象就是，华北敌后在很多方面与重庆不同。人民支援军队，也拥护他们的领导人。人民是同八路军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延安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地方。这里人人平等，没有通货膨胀，很少官僚主义，人们只是在为扩大根据地，为打败日本侵略者而战斗。在延安，中共领导人普通得就像战士。毛泽东经常只带一个卫兵，在延安城里散步。他有一次在河边就这么碰见了毛泽东。毛泽东经常参加群众活动，平易近人。总之，在延安，人们充满信心。他们相信，中共早晚会成为执政党。这给美国人很深的印象，也使他们受到了很好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