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1684年，印度就向欧洲出口了上百万件棉布服装。莫卧儿帝国控制了全世界1/4的纺织品贸易，孟加拉和孟买应该才是当时最大的棉纺织中心。其实硬要起外号的话，应该叫“小孟买”才对）

    而按现代学者的计算，明代后期有至少170~340万妇女从事纺织，每年产出棉布6000万匹，其中1500~2000万匹输出了本地，进入长途贸易。（《明清江南早期工业化社会的形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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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如果都按照鲁德昭记录的比例，那么只江南八府的棉纺织税收（仅限女工），就顶半个极盛时期的西班牙（本土+此时被兼并的葡萄牙+西西里、教皇领地等+全球殖民地……）全部的财政收入，或者整个法国的财政收入。

    这些产出已经不止满足国内需求，还大量出口。万历年间，松江棉布大量出口到吕宋岛。菲律宾的西班牙总督发现，当地居民已经不再织布，即使总督命令他们从事纺织业，以抵制中国棉布倾销造成的财富外流，也无济于事。

    到清朝中期，有至少300~570万妇女从事纺织，每年产出棉布一亿匹，其中4000万匹输出了本地，进入长途贸易。出口的商业棉布，也在增长。

    江南地区的高档棉布以“南京布”、“紫花布”闻名。18世纪末开始，欧洲对中国纺织品的需求日益增加，这种棉布大量出口。到19世纪一二十年代，达到了巅峰，最多的一年，英、法、荷等欧洲国家，共计采购330万匹。而其他国家，每年要采购共计110万匹左右。另一个出口对象是美国，这段时间，美国商船每年也要采购120万匹。

    生产的迅速增加，导致了原材料的不足。

    在明朝后期，棉纺织业已经扩散到全国四分之三的地区，广泛增长的需求导致国内的棉花产量也开始不足，因此，进口棉花就成了另一个选择。到清朝中后期，海外贸易日渐发达，进口棉花数量急剧增长。

    不过这个时候，进口棉花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此时正值英国工业革命成熟阶段，1800年，英国棉织品出口额占据其出口总额的25％，1828年达到出口总值的一半。棉布成为人类史上的第一个全球化商品，棉纺织业成为英国工业的中坚。

    由于本土不适合种植棉花，英国的棉花原料就基本都依赖进口。1764年，英国进口棉花总量是400万磅，1801年已经达到5600万磅，其中大部分来自美国。因为此时印度棉花主要出口对象，是清朝。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广东海关每年平均从印度进口约2700万斤（约3600万磅）的棉。到18世纪末，印度——广东的棉花贸易量，已经超过英美棉花贸易量。（作为交换，印度主要进口中国的糖。出口总量不能确定，但已知在1792年，东印度公司就买走了260万斤的白糖和107万斤的冰糖）

    由于技术推广和改进，棉花缺口和进口数量一直在不断增加。因为清朝纺织业不是那种纯手搓的“手工业”，机械设备的使用率一直很高。商业化提升和技术改进实际上就没停过，其中也包括引入西洋机器。在鸦..片战争之前，进口贸易就已经很发达了。

    到了1831-1833年，每年进口的印度棉花总量，上升到4300万斤（5700多万磅）。这一时期，由于英国棉纱产量暴增，棉纱成本下降，进口开始增加。这种变化最直接的结果，是江南地区一些从事纺纱的女工开始转向织布，但纺织业反而更兴盛了。

    鸦..片战争之后，进口棉花和棉纱客观上更容易了，不过这个时候，棉纱的量和棉花还是没法比的。

    而进口原料的增加，压低了棉布的成本，使得进口棉布遭到了打击。

    1845-1855年的10年间，英国出口给中国的棉纱，由260万镑上升到290万镑，增幅不到10%，而进口英国棉布则由310万匹下降到了200万匹，减少30%

    仅就上海一地，1846年的进口货值较前一年下降13%，1847年又减少了5.4%，1848年更大幅度地下降了20.1%，以后虽有回升，但极不稳定，一直到1854年还没有恢复到1845年的水平。（《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贸易研究》）

    1844年，有英国人把福建产棉布的各种质地样品，标明每一种的价格，送回英国。然而按照所标的价格，曼彻斯特的工厂也做不出来。而福建还不算当时最发达的地方（《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

    像教科书里引用的，洋布价格只有土布三分之一的资料，其实是1846年发生的。英国商人在鸦..片战争之后，错误估计市场，很多人盲目跟风，结果导致运来的棉布大量积压。囤积了几年之后，被迫用极低价格抛售，以求尽快脱手止损。这种行为冲击了市场，引起了江南乡绅们的警惕和不满，所以才有这种记录。

    而其他国家就更加无力。到1850年，美国驻厦门领事向国内汇报，大批的美国床单、衬衣布、斜纹布发生积压，卖不出合适的价钱。（《美国公文汇编》第一辑）

    而由于技术提高和原料充足，江南妇女的工作更加职业化。到1860年，织妇每年从事纺织工作的平均时间，已经增长到了265天。

    太平天国之后，纺织业受到了打击，但直到1880~1890年代，依然有很强的生命力。这时候的高端布料还在出口英国，民间纺织也依然在进行。

    19世纪末，常熟农村织妇每年平均纺织时间依然有168天；20世纪初，江南农村织妇平均工作时间达到每年180天，在比较繁华的上海近郊，达到每年200天。

    这一时期，机器纺织厂已经进入中国，在各大城市普及开。但乡村妇女从事纺织，依然有利可图。直到1920年，江南土布纺织业已经临近末日，一个农村织妇每年纺纱依然可以收入50~60元，而她丈夫去工厂做工，一年只有36元。

    纺织业的终结，是在1920年代后期到1930年代。

    美国经济学家卜凯的调查发现，1920年代末，曾经是织造业中心的江宁县，妇女从事的劳动总量降到了0~4.62%，在武进县只有1%，妇女从事蚕桑和纺织的记录相当有限，几乎脱离了生产劳动。在嘉兴县，妇女占劳动力总量的42%，而在大田农作中，妇女劳动的比例是41.8%，可见妇女已经几乎完全脱离纺织业，又回到了男女共同耕田的模式。只有蚕桑业发达的长兴、吴兴，妇女养蚕的行业还存在，借此保持了30%多的劳动总量。

    这个下降是非常夸张的，说明当地所有能吸收妇女就业的产业，从农村家庭手工业，到乡村作坊，到新式机器工厂，全都垮掉了。从业妇女近乎完全失业，只能从事最低端的原料生产。哪怕太平天国时期的拉锯战，和清军的屠杀，都没能造成这么严重的破坏。

    至1930年代前中期，前后持续六七百年的江南本土纺织业基本毁灭，对妇女的影响也就此结束。

    纵观整个发展史，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清朝官府和礼教，对待妇女的态度显得十分矛盾。也能理解，为什么说明清时期，礼教约束加深的背后，反而是个看待妇女的态度，再次出现变化和演进的阶段。因为这些问题，说到底都得看利益关系，都能从经济上找到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