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特定时期，文人的状态和处境，也会对这种现象产生影响。

    有个比较有意思的例子。明朝嘉靖年间，海宁县有许姓文人，沉迷书画，从来不过问家事。但许家并没有富到可以不考虑经济问题的时候，结果，维持家庭的重担，都落在许妻董氏身上。

    董氏于是戏称自己是“健妇兼丈夫”，出入家门、经营产业，独自支撑起整个家庭。她给儿子解释说，虽然有妇人不能出阃的礼教要求，但自己的丈夫“多大言，少成事”，指望他养家属于想多。因此，自己的这些行为，也是完全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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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董氏去世，许家族中的文人为她撰写墓志铭，把这些事情记了下来，没有为了丈夫的面子而加以避讳和掩饰。如此看来，董氏的儿子和丈夫的族人，也是认同她的说法的。

    我们之前说过很多妇女选择独立支撑家庭，但那些主要都是寡妇。而这个例子里，我们发现，即使丈夫还活着，一些妇女也还是承担起了管理和支持家庭的责任。

    而且，在明朝后期，江南的文人中，这种现象似乎还不是个例，甚至可以算得上常见。不少文人都过着“口不言钱镪，手不执筹算”的日子，家庭经济完全依靠妻子，甚至要依靠妻子动用嫁妆、变卖首饰，进行经营，才能维持生活。在文档和出土墓志铭上，经常有这类记载。

    人们对于这种依靠妻子的情况，似乎已经司空见惯，并不为了丈夫权威而忌讳。对于这些操劳持家的妇女，也都是赞许态度，而不是批判她们违背礼教要求。

    在这个过程中，妇女承担了更多责任，但作为对等，也获得了更高的地位和更多领域的开放。而借助这些更平等的权利和新开放的便利，妇女从事生产经营的效率又提高了。这种风气的变化，和经济地位的提升，看起来是相互促进的。

    而当经济贡献和地位提高到一定程度之后，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和夫妻之间的关系，也会跟着发生变化。而且影响范围，已经波及到上层文人家庭的妇女。

    晚明时，江南文人的领袖人物之一钱谦益，记录了一对陈姓夫妻的事迹。在这个家庭中，丈夫的地位不是妻子的指导者，相反，是妻子在不断督促丈夫学习，要求他坚持学业，甚至在外人面前，也屡屡数落丈夫。然而在这个技术中，妻子不给丈夫面子的行为，同样没有受到批判，记叙者的态度十分平实。这种夫妻关系，似乎也是当时人可以理解的。

    这个事情和之前几个例子一样，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接受妻子在合理的情况下，对丈夫进行批评。

    虽然这个是儒家理论里允许的部分，但理论上，家庭里，妻子对丈夫应该是规劝。因为训斥是上级对下级，得他老妈才能训斥他。训斥被接受，意味着在地位上的让步，承认占有道德优势的一方可以无视身份，指正另一方。这种强调对等关系，而不是君臣夫妻身份差别的趋向，有点像早期儒家那种感觉了。

    上层文人对妇女，开始强调“夫妇而朋友”的关系，不再只看是否顺从和对持家的贡献，而是开始重视女方的道德品质和能力。

    现代学者整理的文献中，发现明朝后期的江南文人著述里，开始越来越多地提及，妇人担负起了精神上的支持、道德上的鞭策，乃至实际出谋划策的作用。在王世贞、顾宪成、钱谦益等知名文人的记录中，这些上层文人家庭的妇女，经常处于主动地位，会向丈夫提出要求，鼓励乃至鞭策他们践行道德准则。

    在传统的论述中，家庭内部应该是夫唱妇随，由丈夫对妻子进行教育、引导和约束。但这种模型的思路，并不是“教义”式的。不是说丈夫是上帝直接捏的，妻子不一样，所以就有神性上的区别。而是基于实用主义，出自“经验总结”，并通过典籍、圣王法令、先贤教诲等方式，传递下来。

    人们认为，按照过去经验，绝大部分情况下，丈夫拥有更高的道德，或者说，丈夫比妇人更容易达到更高的道德水平。因此，丈夫应该教导妻子，对她进行管束和教育，让她的道德水平得以提升和保持。

    至于阴下阳上这种，实际上是对这种“经验总结”的抽象化描述和提升，本身的说服力很有限。这种理论论述的合理性根基，依然是在于那个“经验”上。

    在中原文明下，如果这个经验，在实践中一直被证明是真实的、实用的，那么人们就会继续保持这个模式。当然，如果大家都相信它是真的，或者都装作相信它是真的，那它也可以继续运转。（这个之前已经说过类似例子了）

    但这个模式比宗教模式也脆弱的多。只要经验和现实不一致，就会受到影响。当大规模地出现和经验不同的情况，它也就实际崩溃了，无法进行纯粹的教义论证，来自我维持。

    明朝后期这个情况，就是典型的例子。礼教依然还在，但上层文人家庭中，这种固定模式已经出现了瓦解，乃至反转的案例，而且在当时已经让大家见怪不怪。这种反经验的现象大量出现之后，“道德优势”也就无法再和性别、身份绑定了。

    如果说上一段的例子证明，丈夫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受到冲击，那这里的变化，说明道德礼教中的地位，也不是确定的。

    而且，明朝后期也是个很特殊的时间段。江南文人在道德上不仅不能稳定占有优势，不少时候甚至处于弱势地位。董氏“好大言，少成事”的总结，对于这一时期的众多文人，是个无法回避的尴尬问题。

    上层文人虽然没有生计问题，但由于所处地位更高，配偶的文化素养往往也更高，因此受到的冲击也并不小。

    实际上，按照钱谦益等人的记录，江南上层妇女的道德水平和自我要求，甚至屡屡超过男性家人，能够反过来，对男性进行劝诫和督促。在需要坚定意志，进行斗争的时候，这些妇女有时比男性还果敢坚毅，乃至母亲教训儿子，妻子督促丈夫。在东林党的社交圈子里，这种女性比男性还硬气的情况，也并不是个例。

    上层文人只能在道德上，对这些妇女进行让步，把她们看作道德上平等的友人，乃至视为需要学习的老师。因为他们也没办法回答，在现实表现不佳的情况下，如何、、维持优势地位的问题。包括钱谦益自己，最后都遭遇了这种道德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