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上，其实也是这样。法国在启蒙时代的一个重要变化，是脱离教会的、公众舆论的形成。在启蒙思想家们的努力下，人们开始用世俗的眼光，评价统治者和政权的得失，以此来进行褒贬，判断其合法性，而不是只看他是不是虔诚。

    另一方面，民间讨论政治的热潮，也在这一时期逐渐兴起，原本和众人无关的事情，越来越被人关注，最后形成了“公众舆论”这个新鲜概念。这也是现代学者认为的、启蒙时代的重要贡献。

    但这俩一样是非常“古老”的东西，属于春秋时期就有的现象了。

    所以，说中国缺乏了某种启蒙的要素，显然也是不正确的。

    在社会方面，明朝后期开始，中国也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我们上文列举的清朝江南和19世纪法国的近似性，就可以作为一个例子。

    和之前的时代相比，明清江南（以下特指明朝中后期开始）明显出现了自耕农比例减少的现象。在此之前，哪怕“不抑兼并”的宋朝，在末年之前，自耕农的人口比例和占据土地的面积都是双双过半的（低于这个比例基本上就等造反了）。而明清江南这个数据，是个比较“新”的现象。

    但这种情况并不单纯是聚敛加剧，因为这个时候，大地主的数量依然很少，顶级大地主的数量和占有的土地面积，相比之前反而是下降的。中小地主在这一时期，才是主流角色。

    同时，这时候，“田皮”、“田骨”的概念开始流行（大致是田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分开，不过实际还是挺复杂的，一两段讲不完，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查相关专著），意味着大量原本的公共地产（比如族田、学田等）加入了流动，而土地的拥有者和实际获利者，也不能再只看所属关系了。

    （公共和集体产业在中国这边，比例相当大。按湖南大经师的统计，当时40%的土地都是这种公共土地，比地主（30%）和农民（30%）都高）

    这种商品化、专业化的发展趋势，在当时是十分明显的。这一点之前纺织业那段也说过。

    由于生产效率提高，粮食净产出增加，养活的人口也增加了。而这些过剩的人口，促进了手工业的快速发展。手工业的繁荣又开拓了更多的市场，日益激烈的竞争也逼迫业主进行改革和升级。

    曾经的观点是，中国自古追求多子多福，没有控制意识，越富裕的地方，人口增长越快，导致财富无法积累，没有资金来提升技术水平。同时，总生产力的增长不能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让所有人都陷入极端贫困，而贫困又降低了人工成本，导致手工业主没有动力来提升技术水平。

    这个论证的结果，又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停滞论，认为中国这边没有发展的前途，只能无限地在人口升降这个圈里原地打转。

    但这套论述里，几乎每个环节都有问题。

    按照现代资料，富裕的地区人口增长速度反而更慢。清朝江南的人口增长速度，就不如同时期的华北。江南核心区域，作为全国最富裕的地区，人口增长率也是整个长江中下游流域最低的。

    这个规律也不限于某个民族。对旗人的研究发现，宗室成员控制人口的意愿比关外旗人农民更强，实际增长率也明显低于更贫困的关外旗人。（《控制增长，以保富裕——清代前中期江南的人口行为》、《帝国晚期中国的历史人口学》）

    此外，通过对比，现代学者发现，至少在1700~1850年间，中国人口增长率，与西北欧和英国相比，并没有明显的区别（《近代中国人口与资源之比较研究》）。

    过去的理论认为，清朝人口过快增长，导致人口过密，使得中国进入“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境地。这一理论在上世纪后半页很流行，以至于被人们不假思索地引用，形成了各种“内卷”理论。

    但从历史事实看，人口并没有成为经济发展的负担。甚至整个中国古代，人口压力与周期律之间，大概率也是没有关系的。

    这方面的研究也不少，大家感兴趣可以自己找找看。其实这些研究者们经常吐槽诸如“近代性”、人口过剩之类的神话。从90年代开始，这些理论就不断受到质疑，到现在已经分析的很透彻了，只不过和主流思路冲突，所以在民间不怎么流行。

    湖南大经师当年反驳过美国人的观点，认为马尔萨斯的理论不切实际，历代的革命与人口并没有必然关联，还笑他们不懂历史。

    这个事情在后来成了他的“黑点”，认为这是他自己不懂历史、不尊重科学的案例。

    不过从现在的研究看，恐怕还是马尔萨斯不懂历史……

    当然，更大的可能是，马尔萨斯的“世界”，就不是中国的“世界”。

    中原文明本土体系自主发展，路径必然不可能是英式的（反过来也一样）。如上文所说，它会逐渐积累，逐渐发展。

    当农业生产效率足够高，就能养活更多人口，产生更多的“过剩”生产力。这些会推动工商业的发展，走向更进一步的“近代化”。

    但同时，这些变化也冲击着旧有的组织方式、生活方式，与传统王朝模式越来越不兼容。到这一步，一般认为就到了变革的边缘了。（《清代自耕农与地主对土地的占有》）

    发展到清朝中期，这个模式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清朝自己了。

    我们之前也论述过，清朝是君主制最后也是最彻底的一次努力。然而即使洋人还没来，清朝的统治已经出现了危机。思想管制的效果远没有后人想的那么严重（他连弱势的平民女性都管不住……），种种迹象已经显示出严重的统治危机。

    只要这个趋势产生，就是无法阻挡的。按后世学者的研究，直到1791年，君主制和国王在法国人心目中依然有着相当好的形象，然而不久之后形势就急转直下，国王也在1793年初被处决。看起来是突然事件，但种种影响因素都并不突然，所以才导致了矛盾瞬间的爆发。在中国，这种事情就更加简单了。

    即使没有“西方价值观”、“西方思维”，当生产力发展到这个地步，终结君主制和王朝社会，走向近代化，也是必然的。

    （其实当初我写这本书，就是在思考这个问题……

    当然，这几年下来，我自己也学到不少东西，当初的想法，有些现在看也不见得合适。）

    那中国本土体系，到底缺了什么呢？

    我个人想法，是缺时间。

    自主发展会减少一些毛病，消除水土不服带来的隐患。它比英国方式要更稳健，不会造成这么大的副作用。但这个方式也需要很长时间，可能一百年，可能三百年。而当时最大的问题，是时间不够了。

    很难说英国人到底为什么能发展起来，但不管再怎么假设，他们就是出现了，大家就是需要个办法应对这个突发事件。这种环境下，也没有其他办法。

    这可能才是最大的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