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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号病房摆着四个床位，住着三位患有心脑血管病人，几位家属面带愁苦坐在旁边说话聊天。

    穆生的病床在最左侧位置，身体虚弱斜靠在铺边上，左手背的血管上打着葡萄糖注射液的吊针。

    穆生的眼神迷茫无助，透着浓浓哀伤黯淡。他瞧见我身穿黑风衣进来，脸蹚紧绑微微地低头，目光躲闪不敢正看我。

    几次我想追问乌玛丽是否购买保险时，他沉默不愿回答，甚至害怕我。问他是怎么酒精中毒，也是沉默对抗不愿讲述。

    按照一般人的思维常理，不管是家属或是亲戚朋友给自己造成伤害，肯定会清楚讲述发生中毒的原由，穆生就是不愿讲述，问他为什么结婚后不跟姐姐和亲戚们有电话来往，他也不愿多说。

    乌玛丽试图想毒-杀，他还是不肯透露怎么精酒中毒，肯定事有蹊跷。

    临近中午时，我去打份清淡米粥上来，看到他五瓶吊针打完了，随后扶着他去卫生间方便。他体内中毒肠胃疼痛需要搀扶走路，避免两脚发软摔倒。

    在吃过米粥后，穆生精神变好了我拉过椅子，从背包里取出笔记本，用黑色墨汁的圆心笔想跟他问话。

    “你跟乌玛丽在哪里登记结婚？有没有购买保险？”

    穆生难为情看着笔记本，头皮发麻指着头部和腹部，表示不舒服需要睡觉，随后假装微闭双眼休息，明显故意躲着我不愿回答。

    我想去银行和保险公司调查，但是没有公安机关开具调查取证的信函，手续不齐全凭着警官证别人不一定配合调查。上次孟扶安带来盖上印章的几张空白协助调查的信函，在广原市和齐攀县申请查询时已经用完，而且一个人去办案取证不太正规，最少两个人才合理。

    晚上八点多钟，我去打水替他洗脸洗脚，还帮他擦拭身体，不知情的病友们，都以为我是穆生的弟弟，还追问他的老婆怎么没来照顾。

    在替他擦拭背部后，我再次拿出笔记本写字问他。

    “你几岁了？哪年出生，你姐姐大你几岁？”

    他沉默片刻，才迟迟接过笔：“36岁，1972年2月出生，姐姐大我6岁。”

    字迹工整有力，不像没读书歪扭潦草，甚至比我笔迹好看。

    “身份证年龄有多少？”

    他接过想了想，写下：“身份证年龄是1963年8月份，当年想跟前妻阮红梅登记结婚，故意报大年龄。她当时二十四岁，不愿年纪比我大又报小六岁，她报小了又不能登记结婚。”

    在八十年代初期，户籍管理方面并不严格，没有现代电子化管理，很多人申办户口和身份证时往往按照意愿去谎报年龄，大部分都是报小了。

    “你跟乌玛丽在哪租住？”

    他能听懂我说话的嘴型，摇头不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