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何一个浸淫于欧洲近代文明的人，在研究那些现代历史的问题时，都不免会抚躬自问：那些仅在西方文明中显现出来的典型的文化现象——就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产生于具有普遍意义和价值的发展中的现象，究竟是哪些事件的合力作用所产生的结果呢？

    科学也只有在西方才能经历这样一个发展时期，使得当代的人们一致公认它的合法性与有效性。而知识经验的总结、对无限宇宙和生命存在的思索，以及对高深的哲学和神秘的神学敏锐的洞见，都未包括在科学的范畴之内。（一项成熟神学的发展总要归功于希腊文化下的基督教的影响，而伊斯兰教与几个印度教派中都不存在这样成熟的神学）。简而言之，堪称精髓的知识和观察在别的地区也都存在，特别是印度、中国、巴比伦和埃及这几个国家；然而，埃及或别的什么地方的天文学并不具有古希腊人所获得的那种数学基础（这也令这些地区的天文学更为发达）；印度的几何学甚至根本没有推理的证明，而这正是希腊文明的另一种产物，现代力学与物理学的发展也源于此：虽然印度的自然科学长于实物观察，却缺乏实证的的方法——若避开远古时代的源头不谈，这种实证论就如同近代的实验室一般，差不多都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产品；因此医学（特别是印度的）虽然在实践经验丰富，可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生物学特别是生化学。一种理性的化学，除了西方，其他任何地区都未见其踪影。

    有着高度发达的史学的中国，却并不具备修昔底德的方法；即便像印度这样有着马基雅维里这位先驱者的国家，其政治思想都缺乏可与亚里士多德的方法论相提并论的系统方法，而且也未形成较为客观的概念。无论是印度（弥曼差派）的预言，还是在近东最大规模的法典整理中，或是印度以及别的国家的法律著作中，都没有严谨的已成系统地思想形式，而对于罗马法以及衍生出的西方法律来说，这种形式却是最基本而不可或缺的东西。而诸如教会法规这类具有系统结构的法规也只存在于西方。

    艺术领域也同样如此。别的民族对于音乐的感受能力或许比我们更为敏锐，绝非比我们略逊一筹。在地球的各个角落里都存在着复调音乐；乐器的合奏和多声部的唱法也不仅仅为西方所有；我们现在那些所谓的合理音节，早已是世人皆知的；然而合理又和谐的音乐（多声部与和声也包括其中）；半音与等音（这里指的并不是五线谱上的符号，而是自文艺复兴以来根据和声解释的那种）、以弦乐四重奏为核心的管弦乐、低音伴奏、记谱系统（它实现了现代音乐的谱写与演奏，并能够流传后世）、奏鸣曲、交响乐和歌剧，以及作为基本表现手段的风琴、钢琴、小提琴……，这一切的一切，都只为西方所特有，虽然标题音乐、音乐文学、全音和半音的结合早在传统音乐中就已经存在了。

    在建筑领域，古代和亚洲的各地都一直沿用尖顶作为拱门的装饰；尖顶与横圆拱顶的组合，在东方也有所耳闻。不过，采用哥特式拱顶分散压力，覆盖所有空间的手段，并将其强化为建构雄浑建筑物的基本原则、并使之成为中世纪绘画与创造雕塑的一种风格，这在其他地方都是不多见的。但西方建筑学的技术也确实源于东方。

    不过东方的建筑技术并未解决圆顶的问题，同时也没有那种合乎一切艺术要求的经典意义的合理化类型（在绘画艺术中即是指合理利用线条与空间透视）——直至文艺复兴的出现。印刷术在中国古已有之；可单纯通过付印而成为一种印刷品（报纸与期刊即是）却是在西方出现的。在中国和伊斯兰世界，早已存在着各种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而其中一些机构上的职能甚至可与现代的大学或学院相比；但是一种合理化、系统化、专门化的科学探索，以及对专业人员的培养职能，也只有在西方的教育中出现，正因为如此，才使得西方文化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文化。这首先表现在那些高素质的公务员身上，他们已成为西方国家的经济与生活的双重支柱。公务员已成为一种独特的类型——或许以前的人曾经畅想过这种情形，然而远未料到这类人会在社会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当然了，即便是高素质的公务员，也是多彩社会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西方国家比其他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更深刻的认识到这一点：一个国家的存在，其政治、经济的状况与发展完全依托于一个经过特殊训练与筛选的严密的系统组织；社会的运转与社会成员的生活步调，已为那些在商业上、技术上以及法律上受过严格训练的政府公务员所掌握。

    在封建社会的各个阶级中，政治集团与社会集团的组织都是同样的系统。但西方意义上的“朕即国家”式的封建社会形式只为我们西方所特有。而由定期选举的议员组成的议会、而由向议会负责的民众领袖、政党主席担任的部长所组成的政府尤其是我们独有的政体。但从把持政治权力、统治国家这种意义上看，全世界都是同样的情形。事实上，倘若“国家”指的是一个拥有系统宪法与成文法律、并由一个受法律限制和约束、由高素质的公务员所管理的政治联合体，那么具备这些特制的国家也只存在于西方，当然，其他形式的政治体系也同样能够组成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