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宗教改革的扩张时期，虽然法国胡格诺教（也包括其它新教信仰）的成员很少与一些特定的社会阶层有关联，然而入教的修道士和商人及手艺人却特别多（特别是在宗教迫害时期）。这是非常独特的，从某种意义来说也是十分典型的。就连西班牙人都知道，宗教异端（即荷兰人的加尔文教）提倡贸易开放，这一观点同在讨论荷兰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因时，威廉·佩蒂勋爵所提出的意见刚好吻合。而哥赛因则把加尔文教派的聚居地形象地称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温床。然而，即便是在这种情形下，有的人还认为，这些共同体所表现出的法国与荷兰经济文化的优越性，以及对瓦解传统社会结构起了重大作用的圈地运动，都看成是决定性的因素。但正像我们从科尔贝特的斗争中所了解的，法国早在十六世纪时就已经是这样了。甚至连奥地利这样保守的国家都直接引进了信仰新教的手艺人，其它国家就更是如此了。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新教派别都在经济方面表现突出。加尔文教派的影响力，甚至在德国也是最强大的；与其它教派相比，归正宗（即加尔文宗）在促进资本主义精神发展方面似乎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无论是在乌珀塔尔还是除它之外的地方都是如此。不管是从具体的事例，还是总体实力来做比较，加尔文教都比路德教的影响力大得多，特别是在乌珀塔尔。苏格兰的博克以及英国的大诗人济慈，都曾强调过这些关系。除此之外，还有一项更为惊人的结合值得一提：即在某些信奉来世而又有雄厚资金的派系中，尤其是在公谊会派与门诺派中，宗教信徒的生活方式与卓越的经商手腕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完美的结合。在德国和荷兰，门诺派起到了公谊会派在英国和北美相同的作用。在东普鲁士，对待坚决不肯服兵役的门诺教徒，弗雷德里克·威廉一世还是网开一面，因为这些人在促进工业的发展上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这只是能够说明问题的许多事例中的一个，而结合这位君主的作风，未必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证。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虔信派教徒身上，我们同样也看到了这两种特性完美的结合，可以说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此外，莱茵河地区和卡尔夫的情况同样值得关注。而在这篇导言性质的讨论中，完全没有必要堆砌如此多的实例。已经列举的实例足以说明这样的问题：艰苦劳动与积极进取的精神（或其他的什么称呼）的觉醒常常被归功于新教的努力，但并非像一般的看法那样是源于他们崇尚世俗的生活，或者也不应该片面地将其与启蒙运动联系在起来。路德、加尔文、诺克斯、弗埃特这些旧日的新教与今日的进步生活之间，似乎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在今天，即便是最狂热的宗教信徒，也不会摒弃现代生活的一切方面——这恰恰是旧日新教共同厌恶的。倘若一定要从旧日的新教精神的特征中找出一些与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的某些内在联系的话，不管怎样寻找，都不可能从多少带有唯物主义或者至少表现反禁欲色彩的现世生活享乐中找到答案，而体会其纯粹的宗教特质才是正路。在谈论英国人时，孟德斯鸠表示（《法意》第二十卷，第七章）：英国人“在三件大事上走在了世界其他民族的前面：即虔诚、商业和自由”。而他们在商业上的所取得辉煌成就与对自由政治制度的适应能力，难道不会以某种必然的方式同孟德斯鸠所指出的卓著的虔敬精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吗？

    一旦以这种方式提出这一问题，大量存在的可能的联系便会模模糊糊出现在我们的脑海中。但鉴于史料之间存在多种多样、错综复杂的联系，我们首要的任务就是尽量理清充斥于我们脑海中的这些模糊的东西，以作出明晰的阐释。然而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必须剔除我们之前已经论述过的那些含混不清而笼统的概念，并竭尽所能地深入到历史上存在过的基督教不同派别的宗教思想的特质与差异中去。

    但是，在着手进行这项研究之前，还需要对我们试图解读的那些现象的历史背景的独特性作出分析，其次再讨论在本书的研讨范围之内，这样的分析存在什么样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