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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是以事例来加以说明吧！今天，当人们谈论到落后的劳动形式时，常常以女工，尤其是未婚女工为例。任何一个雇佣女子，特别是德国女子的雇主都会抱怨说，她们总是采用最传统的工作方式，而不愿意学习先进的工作方式；也不愿意集中她们的才智，或者将她们的才智加以利用。假如跟她们解释，这样的工作方法不但简单、轻松，还能提高生产效率，她们也不会理解的。即便是提高计件工资，也总是四处碰壁，毫无收效。一般来讲，对于那些有着宗教信仰的女子来说是存在特殊意义的，但是在我们眼中，这一点也不重要。人们常常听说，并且调查统计也证实，这类人实际上最具接受教育的能力。

    她们的精神很容易就被集中起来，而且具备强烈的道德责任感，她们常与那些严格计算收入，有着严密的经济头脑，以及极高地完成工作的态度，冷静、节俭的人联系在一起。这就为以资本主义自身为目的，以及将劳动视为天职提供了有利的基础：宗教教育最有可能战胜传统主义。当今资本主义，就观察结果的本身而言，资本主义的适应性如何能与宗教因素结合起来？根据大量事例可以推出，在当时这些宗教因素与现代是以相同的形式存在着的。例如，十八世纪卫斯理教会的工人们，他们遭受同事们的鄙夷和迫害，原因不仅仅是他们存在宗教偏执。英国就有过很多这种更为极端的观点。就像一些报告中指出的他们的工具不断遭到破坏，他们之所以遭受这样的痛苦，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愿意劳动”引起的。

    让我们再次回到现在，从企业家的身上入手，以此来阐明传统主义的意义。

    索姆巴特在资本主义起源的讨论中，曾经对满足需要和获利作了区分，而且还将它们视为经济史上两大主导。如何支配经济活动的形式，以及目的，在前一种情况下，被视为是满足个人需要的必需品；而在后一种情况下，被视为是不受需要限制的利润争夺。咋看一眼，他的需求型经济，似乎与我们描述的经济传统主义是完全相同的东西。如果将需求概念仅限于传统需求，也许这会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并不仅限于此，那么，按照索姆巴特在著作中给出的另外一种资本定义，这些经济类型就会被认为是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从而被排除在盈利经济范畴之外。

    那些由私人企业家经营，利用货币或者具有货币价值的商品谋利的企业，以及购买生产资料和销售产品的企业，也就是实实在在的资本主义企业，或者同时具备传统主义性质的企业，并不是偶然的情形，即使是在近代经济史的过程中也不会如此。实际上，这是一种规律，尽管这种规律不断遭受资本主义精神日复一日，不断增强的困扰而被中断。固然，一个企业的资本主义形式，与其经营企业的精神之间，几乎都存在着某种相互适应的联系。但是，它们并不存在必然的相互依赖的关系。不管怎样，我们暂时用近代资本主义精神，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例子来表述以合理、系统的方式去追求利润的态度。然而，史事证明：这种的心态最适合在资本主义企业表达；而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精神又给企业注入了最适合它的动力。

    但是，上述两者很有可能分别出现。虽然本杰明·富兰克林浑身充满了资本主义精神，可是在当时，他的印刷业与任何一个手工企业在形式上都没有任何区别。我们将会看到，在近代开始初期，我们在此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唯一体现者，或者主要体现者，都不会是商业贵族中的资本主义企业家；而主要是出于上升时期的工业中产阶级。即使在十九世纪，能够体现资本主义精神的也不是利物浦和汉堡那些世代相传的商业绅士；而是曼彻斯特和西法利亚那些在普通环境中，依靠个人奋斗起家的暴发户。这种情形早在十六世纪就已经出现了，那时的各种工业大多都是由暴发户兴起的。

    银行、批发出口业、大型零售机构、或者经营家庭制品的大型公司，除非采取资本主义企业的形式才能进行管理。尽管如此，按照传统主义的精神也能进行管理。事实上，大型发行银行是不能用其他任何方式经营的。对外贸易在几个世纪以来，都是采用严格的传统性质的各种特权为基础来经营的。在零售业中（在这里，我们谈的不是没有资本，整天想要政府救济的小商贩），那场为传统主义送终的革命仍然如日中天。正是同一场革命，将旧有的放利体制毁灭了；现代家庭劳动与这场革命只有形式上的联系。想要说明这场革命是如何发生的，具备怎样的意义，就必须用具体的事例来说明，尽管这已经是我们司空见惯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