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卫斯理说的那样，那些伟大的宗教运动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对其禁欲主义的教育的影响。一般来说，这种经济效果只有在纯粹的宗教热情过去后，才会显现出来。而到了这个时候，对上帝的天国的狂热追逐也就渐渐转变成冷静的经济德性；宗教的根会一点一点的枯死，取而代之的将会是世俗的功利主义。道登的说法也如此，就像《鲁滨逊飘流记》中描写的这个在一定立场上继续从事传教活动、与世隔绝的人一样，他将班扬笔下的那个匆忙穿过名利场，在精神上寻求上帝天国的孤独朝圣者彻底打败了。

    也正如道登所指出的观点一样，当“尽最大可能地利用现世和来世”的原则获得主导地位时，平日里提到的行善的良知仅仅成了享受舒适的资产阶级生活的手段罢了，这一观点也与德国那个关于软枕头的谚语的含义相同。然而，十七世纪这个伟大的宗教时代，为后人留下的讲求实利的东西，竟然是一种善得惊人的，甚至善得有些虚伪的良知，这却成为后人获取金钱的唯一因素，只要获取金钱仍然是合法的行为。在这里，那种令上帝满意的教义已经荡然无存了，甚至连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

    而这时，一种特殊的资产阶级的经济伦理出现了。资产阶级商人渐渐意识到自己已经充分地享受到上帝的恩宠，而且实实在在地得到了上帝的祝福。他们认为，只要他们的外表得体，道德行为没有什么污点，而且在使用财产方面没有遭到非议，那么他们便可以随心所欲地服从自己金钱利益的支配，并且认为这样做是一种责任。另外，宗教禁欲主义的力量为这些资产阶级商人提供了有节制、态度认真、工作异常勤勉的大量劳动者，这些劳动者会用对待上帝赐予的毕生目标一样对待自己的工作。

    最后，这种禁欲主义还为了安慰资产阶级而提出了信念：现世财富的不均分配完全是由神意天命决定的；在这些不均中，天意就像在每个具体的恩宠中一样，自然能存在它想要达到而且不为人知的秘密目的。加尔文自己曾做出这样的论述：人们，也就是从事体力劳动和技术劳动的大众，只有当他们穷困的时候，他们才会顺从于上帝的一切安排。在尼德兰（古尔特的彼埃尔和其他人），这种说法已被世俗同化成：劳动大众只有在需要的迫使情况下才会不情愿地劳动。这种对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观念做出的系统阐述，渐渐融入到了低工资－高生产率的流行理论里。从我们观察到的发展线索中，我们不难看出，功利主义的解释正悄悄地向宗教的死根渗入。

    中世纪的伦理观念不仅容忍社会上出现乞讨的人，而且事实上，在托钵僧团中还将乞讨看作是一种荣耀。甚至连那些世俗的乞丐，仅仅因为他们为有钱人提供了行善的机会，而自认为拥有一种财富，即使是斯图亚特王朝时期的英国国教的社会伦理，也倾向于这种态度。一直到清教的禁欲主义参与严格的“英国济贫法”的确立之后，这种状况才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其原因是因为事实上，新教教派严谨的清教团体在他们内部并不知道乞讨是什么东西。

    另一方面，就工人来说，虔信派的亲岑道夫分支十分推崇这样一种忠实的工人：不追求利益，按照使徒般的模式生活；因此常常被赋予一种领袖的气质，而且这种气质又具有信徒式的特征。与此类似的思想刚开始在浸礼会中以一种更激烈的形式占上风。

    显然，几乎所有教派的禁欲主义文献中都体现着这种观念：为信仰而劳动，对于那些在生活中没有别的谋生机会的人来说，虽然这种劳动得到的报酬颇低，但是能博得上帝的欢心。在这方面，新教的禁欲主义里并没有加入其它新东西。可是它不仅将这一思想深化了，而且还创造出了唯一一种对它的效果有决定性影响的力量，也就是一种心理上的认可——将这种劳动看作是一种天职，归根结底，这种心理通常是获得上帝恩宠最具确实性的唯一的手段。另一方面它使这种自愿劳动在利用上具有合法化，即将雇主的商业活动看作是一种天职。寻找上帝之国的途径就是完成神示的天职，并且教会自然会把严格的禁欲主义教规强加在一无所有的阶层身上，所有这些必定对资本主义意义上的“劳动生产力”带来强有力的影响。现代工人的特征就是将自己的劳动看作是天职，与对利益不断追逐而成为商人的特征一样。博学的威廉·佩蒂爵士正是因为较早的看出了这一发展情形，才将十六世纪荷兰的强盛经济归因于这个事实：这个国家的那些持异端者，例如加尔文教徒和浸礼会徒，“大都是一些善于思考、头脑清醒的人，所以他们深信，劳动和勤勉则是自己对上帝应尽的责任。”

    加尔文教反对那些以财政垄断形式出现的有机社会组织；在斯图亚特王朝统治下的英国国教中，也就是洛德概念中提到的，那些以基督教社会伦理为基础的教会和国家同垄断者建立的联盟，而有机的社会组织所采用的就是这种财政垄断的形式。加尔文宗的领导者普遍反对这种政治上享有特权，又带有商业性、借贷性，体现殖民主义的资本主义。与这种资本主义相对的，就是由加尔文宗提出的通过人的自身的能力，及其主动性去合乎理性地、合法地获得利益，重点强调个人主义的动机。

    当政治上享有特权的垄断工业在英国大面积消失的时候，他们的这种态度竟然在工业发展中起到了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当时的工业正是在一种无视政府，甚至反对政府权力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清教徒们（普林，帕克）拒绝同那些对大资本主义鼓吹、规划的人发生任何联系，而是将他们看作一个在道德上被人怀疑的阶层；而同时，这些人又为自己拥有优越的中产阶级道德感到自豪，这也构成了那些圈子里的人对他们施加迫害的真正原因。笛福曾经建议用联合抵制银行贷款和撤回储蓄的办法来回击对持异端观念者的迫害，这两种资本主义态度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宗教上的差异并行的。直到十八世纪，反对者们还一再嘲笑不从国教者是小店主精神的化身，指责他们毁掉了老英国的种种理想。这里也可见出清教的经济道德与犹太人的不同；当时的人（普林）就已清楚地知道，前者，而非后者，才是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