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些冲突与发展的讨论请参见上文引证过的H．利维的著述。17世纪的英国，在政治上反对王权、争夺权力的斗争当中，垄断者曾被国会长期排除在外；公众舆论对垄断公司异常强烈的敌视态度(这已经成为英国的显著特征)就源于这种政治斗争同清教道德上的动机的结合，也源于当时中小资产阶级同金融大鳄的经济利益间的冲突。1652年8月2日的“军队宣言”以及1653年1月28日的“均分派请愿书”都提出取消货物税、关税、间接税以及财产税的要求，总而言之，本质上他们首先要求免征贸易税，要求打破已成为国内外贸易的拦路虎、侵犯人权的垄断。

    此处可与H．利维的《英国国民经济中经济自由主义的基础》相比较，见其第31页及以下各页。

    此处还没有追溯其宗教根源的其他因素，尤其是那种“诚实就是上策”的思想(这里见富兰克林关于信誉的讨论)，也是源自于清教的，关于这一点可以从某些不同的角度予以证明(见下面的文章)。这里我所要重复的是E．伯恩斯坦使我注意到的J．A．朗特里(见《贵格会的今与昔》，第95-96页)的一段话：“那些贵格会教友们所做的精神上的崇高忏悔等同于那种处理世事中的机敏老练，而这只是一种巧合，难道还存在一种必然的结果？真正的虔诚可以使做生意的人获得成功：能完善他的德行，培养他具备深谋远虑的习惯，这些可以使他在商业界中保住自己的地位和信誉，并且有利于积累稳定的财富。”(此处可见下面的文章)那种“像胡格诺教徒一样诚实”的说法，早在17世纪，正如W．泰姆普爵士所赞美荷兰人对法的尊崇一样，众所周知；就在这个世纪，英国人对法的那种重视也是广为人知的。

    关于这一点，毕尔斯乔斯基在《歌德》卷二，第十八章中作出了较为深刻的分析。文德尔班在他的《德国哲学的·全盘时期》(参见《新哲学史》第二卷)的结尾，也表达了与此相似的观点。

    此处可参见《圣徒永恒的安息》第十二章。

    “难道那个老头儿年收入达到75000美元还不满足，还要继续工作吗？不！商店的正面还要扩大400英尺宽。为什么？他回答那能胜过一切。晚上，当他的妻子和女儿读书的时候，他一心想上床睡觉。星期天，每隔五分钟他就要看一次钟，好看看这一天究竟何时才能过完——这是多么庸庸碌碌的生活啊！”这是俄亥俄州某城市的大织物商的女婿，一个德国移民对自己岳父的看法。当然，在那位老头儿那里，这种判断无疑是不可理解的，他必然会认为这是具有德国特征的缺乏精力的表现。

    就是这句话(从布伦塔诺批评以来，从未改动过)，足以向他证明我并没有怀疑过它自身的独立意义。最近在勃林斯基《慕尼黑科学院论文集》(1919年)中，又一次深刻地强调人文主义不仅仅只是理性主义的观点。

    对于这个问题，1916年，V．贝娄在佛莱堡所作的学术性讲演《宗教改革的原因》中并没有提及，但其中涉及了宗教改革的一般问题，尤其由这篇文章所引起的争论。我会在最后提到赫墨林克的一部著作《宗教改革与反改革》，虽然这里面大部分谈论的也是其他问题。

    以上的论述重点写的，只是那些宗教思想对物质文化有准确无疑的影响的方面。由此，我们可以十分容易地引出合乎逻辑的推断：清教理性主义是近代文化出现的一切特征的前提条件。但是这类推断可以由那些肤浅的涉猎者去完成，这些人大多都愿意相信群体思维的统一性，并且相信能够把它还原成一个简单的公式。从而让我们作出这样的评论：在我们重点研究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以前的时期，在任何地区，它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宗教决定性的影响，当然这里面有阻碍的影响，也有促进的影响。至于它们属于哪一类，应在另一章里进行讨论。

    我本应该想到这句话，以及稍前的话和注释，这些足以让读者明白我创作本文所要达到的目的，我认为没必要再多写些什么。我并没有接着上面的题目继续往下写，正相反，部分地只是出于偶然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特罗尔奇出版了《基督教教会和教派的社会学说》：这本书中涉及的许多东西都是我必须认真研究的，但是由于我不是神学家，所以我必然会选择别的角度来研究这些问题；另外也因为我很想改变本文的孤立状况，希望它能与整个文化发展产生联系，所以我决定，首先从整体上做一些对宗教和社会历史关系的比较研究。这些研究的论文即出。在此之前我只插进了一篇短文，目的是要澄清上文中提到过的各种派别的概念，同时，说明清教的教会对于近代资本主义精神所具有的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