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的“台湾会是个大麻烦”，蒋介石说的“要在台湾作最坏的打算”，都是掂量了美国这个大砝码而下的结论。台湾问题之所以会成为大麻烦，而且拖到现在还是麻烦，就是因为背后有美国因素，有美国的介入和干预，使台海危机时起时伏，台湾海峡老是波涛汹涌，不得消停。

    美国纽约里弗代尔的孔家别墅，是一座深宅大院，房子隐藏在茂密的树丛中。第二次来美游说、请求援助的宋美龄，从1949年1月16日开始在这里隐居。

    她这次的美国之行是碰运气来的，低调而黯淡。这遭遇似乎从她自南京出发时就已经注定了。

    1948年11月底的一天，南京总统官邸的室外寒风凄厉，雨雪交加，树叶飘零。

    国内战争中四处受挫的蒋介石心境极为悲凉。他停住踱步，呵气暖暖冰凉的手，提笔展纸，写了一副对联。

    宋美龄走进来，看着墨迹未干的对联，念道：“冬天饮寒水，雪夜渡断桥。”她说：“达令，你未免过于悲观。”

    蒋介石说：“达令，内外情势都不容乐观啊！”

    宋美龄说：“我就要再次去美国访问了，也许情形会好起来。”

    蒋介石握住夫人的手说：“达令，你这次赴美担子不轻，我对你此行寄予很大希望。”

    宋美龄反而悲观起来：“这次去美国不比1943年了，那时罗斯福当总统。现在是杜鲁门要当总统了，他竞选时，你支持的又是杜威，他对我们不会热情的。”

    蒋介石说：“我不是给他写了信，祝贺他连任总统吗？”

    宋美龄撇撇嘴说：“你那封信是我改过的，除了祝贺，还希望杜鲁门总统发表一篇支持你的鲜明的宣言。”

    蒋介石抱怨：“这样可以加强中国政府的地位，维持士气和民心。就这么一点精神上的要求，也被杜鲁门当即拒绝了。现在只好寄希望于你了，你既熟谙美国政界，又善于跟他们打交道。”

    宋美龄微有苦衷说：“这种艰难时刻去美国，好像去乞求他们施恩，是我不愿意的。但是前线接连的失败，使我的失眠症再次发作，一躺到床上就没完没了做噩梦。只好去美国碰碰运气。”

    蒋介石对夫人略有歉意：“国务卿马歇尔奉杜鲁门之命照会我们，你只能以私人资格访问，让你受委屈了。”

    宋美龄的表情有些黯然：“风光不再，只好祈求上帝保佑，在逆境中创造奇迹了。”

    逆境中难以创造奇迹，宋庆龄在美国受到了冷遇。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下野离开南京的这一天，恰好也是美国杜鲁门宣誓就任总统的第二天，上任的总统对下野的总统没有好感，连带下野总统的夫人也受了冷落。美国礼宾司对宋美龄的到来没有表示出特别的热情，迎接蒋夫人的尽是一些二流官员。宋美龄发回国内的第一封电报极为简短、凄凉：“没有人对我们感兴趣。”

    1948年12月3日，马歇尔在弗吉尼亚州住宅会晤受到冷遇的宋美龄，抱歉地对她说：“总统没有邀请你住白宫，也没有邀请你去白宫做客，只好委屈你暂住我家了。”

    宋美龄感叹说：“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五年前，贵国对我的访问是旋风般热情，如今却让我感觉掉进冰窖一样寒冷。”

    马歇尔故意打岔：“寒冷？现在是冬天嘛。”

    宋美龄抱屈说：“一下飞机我就感到冷，没有红地毯，没有欢迎仪式，没有记者招待会。”

    马歇尔调侃说：“可是，有我这样的朋友。我事先通知过贵方，您是私人访问，就是让您有思想准备啊。”

    宋美龄心犹未平：“我对美国人的冷淡感到难过，我的一些美国朋友也为此感到难堪。”

    马歇尔笑着说：“我还是把您当作在中国的美国女儿，您住在我家里会感到舒适的。共和党、院外援华集团和卢斯等朋友，还是很愿意帮助您的。”

    宋美龄问：“我已经来了几天，杜鲁门总统什么时候见我？”

    马歇尔说：“还没有安排，我催促一下。”

    由于马歇尔的催促，1948年12月10日，蒋夫人苦等了九天之后，杜鲁门打破沉默，邀请宋美龄参加一次白宫茶话会。在现场，杜鲁门表面上对宋美龄很客气，骨子里却是冷淡。

    茶话会进行不久，杜鲁门就不耐烦地对宋美龄说：“蒋夫人，你来了许久了，请到我的书房谈话吧。”

    他没有称呼“总统夫人”，这不但是对她的轻蔑，也是对蒋介石的轻蔑，让宋美龄感到不快，但也只好起身跟随他去书房。

    杜鲁门招待宋美龄在总统书房坐下后，抬腕看看表，冷冷地说：“蒋夫人，我的时间安排很紧，只能给您半个小时。您就为您此行的要求作些说明吧。”

    哪有这样不客气的？宋美龄忍住气旧话重提：“我的先生蒋介石总统在给您的信中已经说明，要求总统先生发表一个支持南京政府反共救国的正式宣言；派遣高级军事代表团来华主持反共战争之战略与供应计划的制定；提供3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杜鲁门不客气地说：“中美友谊在历史上是留下了重要的一页，但我感到抱歉，因为美国只能付给已经承诺的援华计划的四十亿美元。这种援助可以继续下去，直到耗完为止。”

    宋美龄说：“可这笔钱几乎已经耗完了。”

    杜鲁门的话说得更难听了：“美国不能保证无限期地支持一个无法支持的中国政府。”

    宋美龄忍着委屈和怨气说：“总统先生，这样说有失公正。中国大陆失败的因素很多，但是致命的打击只有一个。我们知道当时世界的舆论，大多受了俄共及其爪牙的影响，一致运用宣传的灵活，发表攻击政府袒护中共的言论。您一定很清楚地记得，当时多少人相信中共只是‘土地改革者’，而不是凶恶的造反者。”

    杜鲁门不耐烦地说：“这类解释我听得太多了。蒋夫人，国务院告诉我，给贵国政府援助的总额已经超过三十八亿美元，离美国承诺的援助总额已经很接近了，只差两亿美元。”

    “要是为两亿美元，我何必跨越太平洋跑到这里来！”宋美龄尴尬而不悦地说，“总统先生，您不能眼看着中国变成了赤色中国而不管啊！”

    杜鲁门看看手表，耸耸肩，摊摊手。

    随后，杜鲁门在白宫草坪的记者招待会上挖苦说：“蒋夫人到美国来，是为了再得到一些施舍的。我不愿意像罗斯福那样让她住在白宫，我认为她也不太喜欢住在白宫。”

    一位记者调侃地问：“请问总统先生，你认为这位在中国的美国女儿喜欢住在哪里呢？”

    杜鲁门不屑地说：“不知道，对她喜欢什么或不喜欢什么，我是完全不在意的。”

    记者们一阵哄笑。

    转眼半年过去，宋美龄被晾在弗吉尼亚的郊区别墅了。1949年6月12日，她在客厅召见国民党驻美“大使”顾维均，哀怨地说：“目前的困境应归咎于美国国务院，他们对于援华的许多承诺都打了折扣。”

    顾维均说：“夫人，是的。许多人都由赞成援华，变成了反对援华。”

    宋美龄又说：“马歇尔曾答应我，他不反对援华，可他的态度也在变化。听说美国要发表什么白皮书，推卸他们在中国失败的责任，你多注意这方面的情况。”

    顾维均答应道：“好的。据透露的消息，白皮书对我国政府很不利。美国目前的对华政策，可以说降到了冰点。”

    虽然宋美龄为“国事”奔走委屈了自己，自己倒因为鼻子长得好又风光了一回。她在美国度过了自己的五十一岁生日，正值华盛顿投票选举“世界十大美人”。美国艺术家公布：蒋夫人宋美龄当选为“世界十大美人”之一，因为她有着世界女人中最美的鼻子。

    把对华政策降到冰点的是美国现任总统杜鲁门。他正在总统官邸看着一份调查报告，挖苦地对年轻的助手说：“我对中国政府中那帮贪官和坏蛋，没什么好感。今天肯定有十亿美元的美国贷款，在纽约列入了中国私人的银行户头。”

    助手笑说：“总统先生太保守了，我听银行界传说，光宋家和孔家就有20亿美元在曼哈顿。”

    杜鲁门大为惊诧：“这么多！立即命令联邦调查局进行认真调查，以便确切了解这些存款的数额和储存地点。”

    助手说：“我们美国纳税人的钱，却充塞了中国贪官的腰包。”

    杜鲁门怒不可遏地骂了起来：“他们全都是贼，他妈的，没有一个不是贼！”

    国务卿艾奇逊走进来对杜鲁门说：“总统先生，国务院政策设计司的凯南和戴维斯建议，及早把蒋介石政府的情况告诉美国公众。”

    杜鲁门问：“你的意见呢？”

    艾奇逊说：“我同意这种看法，因为国民党政府在大陆已濒临崩溃，美国必须从对它的支持中脱身出来。我主张准备一份透彻说明中美关系的实录，以过去五年为重点，在国民党政府垮台之时公布。”

    杜鲁门赞成说：“应该搞个对华政策白皮书。只有这样，我国人民及其在国会的代表，才能对我们远东政策的健康演变有一个必要的了解。”

    艾奇逊说：“蒋介石怕是扶不起来了，我们正在做台湾陈诚、孙立人的工作，他们是有实力和开明的。”

    过了些日子，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拿着一厚本纸稿走进白宫总统办公室，向杜鲁门报告说：“总统先生，遵照您的要求，我编写了一份我们与中国关系的纪要，重点在最后五年。这是一个坦率的报告，包含了批评我国政策的言论，或今后有可能成为批评我国政策而具有论据性的资料。”

    杜鲁门说：“这本叫作白皮书的东西，还没有出版，就遭到不少议员的非议和责难，我不知国务卿先生对此有何看法？”

    艾奇逊说：“我认为，这是关于一个伟大国家的经历中最复杂、最苦恼的时期的坦白记录，中国早就和美国有着友好联系。在编写报告的过程中，出于对事实的尊重，有必要发表一些事实，以揭示那个国家令人失望的局势，这必然引起一些当事者不满，然而，我认为不能因此而阻止它出版。”

    杜鲁门又问：“艾奇逊先生，你对国民党失败的原因究竟怎么看？有人批评是我们援助不够。”

    艾奇逊坦率地说：“那不是因为援助不够。我们派往现场的观察员报告说，在至关重要的1948年，国民党军队从未由于缺乏武器弹药吃过一次败仗。国民党军队不是被打败的，他们是自己瓦解的。”

    杜鲁门问：“那个‘花生豆’有什么责任呢？”

    艾奇逊问：“花生豆？花生豆是谁呀？”

    杜鲁门笑说：“花生豆就是蒋介石嘛，你看他那颗秃脑袋像不像花生豆？”

    “像，太像了。”艾奇逊笑了，抱怨说，“责任全在他身上。我们曾希望蒋介石引进美国式的议会民主制，为了保住他的政权，他应该对其专制而腐败的统治进行‘美国式’的改革。但他专制惯了，他应该对其专制而腐败的统治负责。”

    杜鲁门点头说：‘我同意你的看法。看来，对一个失去其军队和人民支持的政府，我们不应该继续大规模地介入和援助了。”

    艾奇逊强调说：“总统先生，中国的人心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援助是无意义的。”

    杜鲁门在纸稿上签了字，说：“那就出版吧！”

    在台北阳明山官邸，蒋介石正在接宋美龄从美国纽约打来的紧急电话：“嗯嗯……白皮书已经在美国公开……嗯，目前仅限上层机构，8月5日才会正式发表……我在听着呢，只是我还不明白，这白皮书到底是写给谁看的？”

    他换只手拿听筒：“对，我担心狡猾的美国佬又玩双刃剑的把戏，又对我落井下石。赶快搞到一份白皮书……什么？派黄仁霖去美国取回，好的，我就派他去。”

    蒋介石放下电话，愁眉不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