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泽西州绿草如茵的乡野，有一栋带花园的小楼，是一座门前带石沿的英国都德式房子。这是李宗仁流亡美国的简陋新居。
李宗仁放下报纸，兴奋地对夫人说：“好消息！中国政府的周恩来在万隆发表了声明，解决台湾问题有希望啦！”
郭德洁接过报看起来。李宗仁说：“我也要发表声明，提出建议，请在香港的程思远起草！”
郭德洁提醒说：“提什么建议，你可要斟酌好哟！两边都不好得罪。”
李宗仁说：“我琢磨好了，一条是恢复国共和谈，中国人解决自己的事；第二条是美国承认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但目前暂划为自治区，双方宣布不设防，美国撤退第七舰队，使之成为纯粹的中国内政问题。”
郭德洁说：“你发表这样的声明，台湾和海外的顽固分子非骂你不可。”
李宗仁挥挥手说：“让他们骂去，我凭良心说话。”
李宗仁的声明在电台播出了：“……蒋先生已年逾七十高年，平生饱经忧患，如果他能毫无个人成见地以苍生为念，毋使内战重起于中国，他会同意我的意见的……”
蒋介石在台湾官邸书房听着，皱紧了眉头。“德邻糊涂了！”他嘟哝一声，生气地将收音机关了。
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捧着《大参考》，念着李宗仁建议的最后部分：“……我以过去亲身的经验，观察今日之变局，自信颇为冷静而客观，个人恩怨，早已置之度外。唯愿中国日臻富强，世界永保和平，也就别无所求了。”
周恩来拿起《大参考》，兴奋地走出屋去。
周恩来匆匆走进毛泽东书房，说：“主席，李宗仁发表了对台湾……”
毛泽东笑着举起《大参考》晃一晃。
周恩来笑说：“迟到的新闻了，原来你也在看。这可是从1949年北平和谈破裂以来，李宗仁先生在政治立场上的一个重大转变！”
毛泽东说：“这位代总统要是当时有这种认识，那就不存在台湾问题喽。不过，现在也不晚，要争取他！”
周恩来说：“我们可以跟他在香港的代表程思远取得联系。”
其实跟程思远的联系，早就有人在做。
50年代初，中央社会部长兼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首先派人到香港找桂系人士程思远，了解他的近况，目的是争取他，并可以在需要时做争取桂系首领李宗仁的统战工作。
程思远是广西宾阳人，参加过北伐战争。后与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关系密切。1930年任李宗仁秘书，加入李宗仁组织的“革命同志会”。1938年任白崇禧秘书。
程思远于抗日战争前，进入意大利罗马大学攻读政治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1937年9月回国后，在广西受到李宗仁、白崇禧的重用，特别为李宗仁所赏识，是李宗仁的亲信和智囊。抗战时期曾担任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主任的李克农，对这些背景十分了解。
程思远的思想比较开明，在抗战期间和来到广西的许多进步文化人士有接触。但他对共产党又有疑虑，1949年在大陆解放前夕跑到香港，任《正午报》专栏作家，以卖文维持生活。
在50年代的头几年里，程思远在香港与李克农委派的朋友几次接触后，对共产党的疑虑逐渐消除。新中国欣欣向荣的许多信息，对他也有所触动。这期间，住在香港的程思远与寓居美国的李宗仁常有书信往来，信息上相互交流，政治上也相互影响。
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在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前夕飞往广州，同年12月经香港赴美国。李宗仁客居异国，但对世界政治特别是新中国的动向甚为关心。他目睹美国政府企图控制和霸占台湾、分裂中国，甚为不满；又看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居然把世界头号强国美国打得坐下来谈判，甚为钦佩。
李宗仁虽然对共产党仍有疑虑，但他的思想在转变中。他认为铁的事实是：他参与统治的旧中国腐败、衰弱，而共产党统治的新中国在世界上站起来了。这不能当鸵鸟，硬装着看不见。
1955年春，他在美国从报纸上了解到，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上为中国人民赢得了声誉，深感兴奋；特别是读到周恩来在万隆发表的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认为很有道理。于是，他写信给在香港的程思远，就台湾问题交换意见。接着，于同年8月，他在美国发表一个声明，公开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主张“恢复国共和谈，中国人解决中国事，美国撤出第七舰队，使之成为纯粹的中国内政问题”。
李克农在北京看到这个声明后，颇为重视，认为这表明李宗仁已放弃反共立场，公开与蒋介石决裂，在思想上和政治上都是重大转变。于是，李克农积极向中共中央建议，要加紧做李宗仁的统战工作；如果可能，要争取李宗仁回国。
李克农让香港情报系统多方了解，证实对李宗仁能起作用的还是程思远。李克农决定：可继续利用程思远这条线。
这跟毛泽东、周恩来想到一块去了。
这一天，在北京中南海毛泽东书房，毛泽东正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开会研究台湾问题。
毛泽东说：“恩来，你得到什么重要情报呀，给大家吹吹吧。”
周恩来说：“是关于台湾问题的。1954年，蒋介石炮制了吴国桢事件，1955年又抓了孙立人，美国人对蒋介石的独裁专制很不满意，要换马。”
朱德问：“要换哪匹马？”
周恩来说：“美国共和党中有一派人想利用李宗仁在台湾搞内部军变，推翻蒋介石。”
毛泽东说：“这不好，民主党插一手，共和党又想插一脚。蒋介石现在不能走！”
刘少奇说：“这会使台湾问题复杂化的，不利于将来解决两岸关系。”
毛泽东说：“要帮蒋介石一把。恩来，你有什么锦囊妙计？”
周恩来胸有成竹地说：“通过李济深启动程思远这条线，争取李宗仁回大陆，断了美国的念想。”
毛泽东拍板说：“好，釜底抽薪，扬汤止沸！我们已经运筹帷幄了，就由你决胜千里吧。”
1956年1月底，李克农请香港《文汇报》副总编辑金尧如与程思远联系。
1956年4月23日，金尧如和一位编辑来到香港九龙荔枝角九华新村，敲开了程思远寓所的门。程思远招呼他俩坐定后，编辑说：“老乡，我们金总编有要事跟你谈呢！”
金尧如开门见山说：“程先生，周总理最近发表的关于知识分子的讲话，号召海外知识分子为统一祖国作出贡献，不知您有何看法？”
程思远说：“讲得很好，我很有感触。我十八年前就接触过周总理，素来敬佩他，也愿为祖国统一做点事。”
金尧如说：“如果你被邀请去北京谈谈，要不要请示李宗仁先生？”
程思远说：“我看不必吧，来往征求意见要费很长时间呢。”
金尧如说：“程先生，我们接到北京的电话，李济深先生希望你到北京去谈谈。如果程先生同意，来去保证秘密，来往自由，我们全管了。你有什么要求？”
程思远一怔，停顿一会说：“没有什么要求，请允许我考虑一天如何？”
金尧如说：“好，我们明天在九龙太子道咖啡馆等程先生的答复！”
送走客人后，程思远与夫人石泓去门前几十米的维多利亚海游泳，议论着去不去大陆的事。
在海水里游着泡着，程思远颇有感慨：“世事如海潮啊，起伏难料。桂系曾经风云一时，如今李宗仁流亡美国，白崇禧被软禁台湾，我则在香港过着孤独的流亡生活。”
石泓说：“这不有了机会嘛，只是前途难测。”
程思远吐了口海水，对石泓说：“中共建国以来，先后经过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运动频繁，海外一些知识界对大陆触目惊心，提心吊胆，不敢跨入深圳河桥头半步。但我有自己的看法和抱负，我没有那么多顾虑。”
石泓问：“思远，你的看法和抱负是什么呢？”
程思远简洁地说：“一，台湾的‘反攻复国’，是扯淡；二，我对共产党没有成见；三，共产党讲话还是算数的，此行可能走出一条新路来。”
石泓说：“那你就去吧，我支持。”
第二天，在九龙太子道一间僻静的咖啡馆里，程思远如约见到了已等候在此的金尧如。
程思远喝口咖啡，悄声说：“经过慎重考虑，我同意去北京。但希望不办回大陆的正式手续。”
金尧如说：“好，一不办回大陆手续，二不要带行李，轻车简从。”
程思远担心地问：“台湾方面有人盯我的梢，怎么走法呢？”
金尧如说：“你放心，我会派一人陪你今晚乘船去澳门，从那里去广州。澳门到内地的拱北海关有专车迎候。过了广州，会把你安排在去北京参加五一劳动节观礼的港澳代表团里。”
午夜，天黑漆漆的，澳门码头一片空寂。
夜色中，一个陌生人领着程思远悄悄地走上泊岸的一艘船。
小船缓缓开动，驶离了码头，消失在茫茫的夜幕中。
这艘神秘的船在深圳码头泊岸，程思远走出船舱，早有人在岸上迎候，无言地将他领进轿车，向北疾驰而去。
1956年4月30日，程思远抵达北京车站。他身材修长，西装革履，配戴眼镜，风度翩翩。
原桂系人员黄绍竑、刘仲容前来迎接他。他们边谈边往站外走。
黄绍竑说：“今天上午，全国政协散了会，在门口周总理叫住了我，说你今日到京，让我来接。是谁邀请你来的，那么神秘？”
程思远诧异地说：“是老上司李济深呀，他没跟你讲？”
黄绍竑愕然：“怪呀，总理跟我讲话时，任潮老就在旁边，他毫无反应。”
程思远说：“香港的联系人是这么告诉我的嘛！”
黄绍竑兴奋地说：“恐怕有大来头，找你来有大事。到宾馆住下再说吧。”
程思远问刘仲容：“仲容兄，没接到你的信，近来好吗？”
刘仲容说：“好啊，我在外语学院当校长，学以致用，为新中国培养外交人才。”
程思远真诚地说：“祝福你，羡慕你啊！”
这一天，在北京东总布胡同张治中住所，张治中和夫人洪希厚热情地宴请了程思远。宴罢，在客厅闲聊。洪希厚招待他喝茶吃水果。
张治中说：“思远，到北京几天了，活动挺紧张吧？”
程思远说：“不紧张，5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观礼台，观看了盛大的游行活动，李济深、黄绍竑、蔡廷锴、刘仲容轮流宴请了我一遍，就没事了。”
“谁说没事了，好戏在后头呢！”张治中充满神秘地说，“明天下午3时，政协礼堂三楼有个酒会，通常总理是不参加的，但是明天他要去那里同你会面。”
程思远兴奋地说：“真的吗？此行真的有幸见到周总理？”
熟悉个中奥妙的张治中说：“是他邀请你来的嘛。总理还问我，程思远怎么样？要我三言两语答复他。我说，当年在白崇禧那里，我们有明确分工，我做左派工作，他做右派工作，但他并不妨碍我。”
程思远思忖道，此行莫非周公真有重托？
张治中叮嘱：“明天太热闹，你要始终跟我站在一起，不要远去。你最好写点材料由我交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