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这是他们非常熟悉的名字。这十名国民党将军中，除陈长捷、卢浚泉外，都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今天，能够见到多年前的黄埔老师，他们心情格外惊喜，也感到十分的惭愧。

    有人后来回忆说：“想起自己在黄埔军校毕业之后，走了一段漫长的反革命道路，成为罪行累累的战犯，真不知该说什么好，喜悦和羞愧之情顿时交织在一起。”

    周恩来在陈毅副总理、习仲勋副总理以及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等人的陪同下，满面春风地走进了客厅。大家同时站了起来，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位过去的老师——当年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周恩来示意大家坐下。他亲切地同大家交谈起来，逐一问起每个人的身体情况和家庭状况。他对曾扩情说，我在黄埔军校时的年龄还不到三十岁，当时感到压力特别大。

    曾扩情说：“我那时已三十开外了。我这个学生比老师还大几岁哩！”当时，曾扩情在黄埔军校政治部任少校科员。

    周恩来又转向杜聿明，询问他的一些情况。杜聿明惭愧地低下头说：“学生对不起老师，没有听老师的话。”周恩来的回答是：“这不怪你们，怪我这个当老师的没有教好。”

    张治中指着郑庭笈向周恩来介绍说：“这是郑介民的堂弟。郑介民在1946年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二厅厅长，是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国民党政府方面的代表。”

    周恩来说：“我知道。”接着，他问到郑庭笈的家庭情况。

    郑庭笈告诉周恩来，他原来的妻子叫冯莉娟，自己1948年被俘后，朋友为冯莉娟准备好了去台湾的船票，但是，当她听到郑被俘后在哈尔滨发表的一篇讲话，就决定留下来，在海南岛等候。1954年，她回到北京。因战犯的妻子不能安排工作，无法解决家庭生活问题，她决定和郑庭笈离婚。

    周恩来听后沉思片刻，转过去对张治中说：“那你们应该动员他俩复婚嘛！”

    周恩来看到坐在一旁沉默不语的末代皇帝溥仪，就同他谈起了满族的风俗礼节。陈毅在旁边风趣地插话说：“我当年在北京读书时，还是你的臣民呢。你当时出来时，我们还想看看你这个皇帝呢！”

    在轻松风趣、和谐亲切的气氛中，周恩来把话转入了正题。他勉励大家通过加强思想改造，站稳民族立场和劳动人民的立场，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学习马列主义，培养劳动观点、集体观点，加强群众观点，要认罪伏法，重新做人。关于前途问题，要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做新人，有奔头。希望他们相信党和国家，特赦后会信任他们，用上他们的力量。要回家或接眷属来都可以。两个月后再考虑安排工作。他还说，你们当中与台湾有联系的人，可做点工作，慢慢做，不着急，个人写信靠得住些。

    周恩来讲完话后，当年也是黄埔军校教官的张治中说：“你们过去都是黄埔学生，你们没有听周主任的话走错了路。现在周主任释放了你们，要好好跟周主任走。”

    周恩来笑着调侃张治中的讲话是老一套。

    傅作义激动地说：“我同你们一样，过去也曾是一名战犯，只不过比你们早觉悟一些时候，也是被迫改造的。”

    周恩来说：“是啊，应该承认，对你们是一种特殊环境中的强迫改造，你们应该想想如何从强迫改造进入自觉改造。”

    1960年11月中旬的一天，秘书叶子龙笑着问毛泽东：“主席，我们又要释放战犯了？”

    “再放一批。”毛泽东说，“该放的就放，这不仅是个影响问题，也是让这些人自食其力，出来以后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一份力量嘛。”

    叶子龙再问：“他们有的人要是跑到台湾去怎么办？”

    “让他去嘛！”毛泽东坦然地说，“就是蒋介石现在过来，我毛泽东也会热烈欢迎的！”

    陆续释放几批后，554名国民党战犯全部获得了新生，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别人难以替代的作用，对祖国的和平统一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这些人被释放安置后，都由各级统战部门负责管理。他们各有所得，各有所依，凡家在大陆的都与家人团聚了，有一些人还安排了重要职务。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范汉杰、沈醉、廖耀湘、郑庭笈、杨伯涛、周振强、李仙洲、罗历戎、李以勖、董益三、方靖、黄维、文强等，先后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还有一批人被安排为地方政协委员、常委。他们参政议政，发挥了积极作用。其余绝大多数人担任了各级政协文史专员、秘书专员、工作员、资料员和参事，也有极少数在农村和工厂。他们都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许多人还以严肃的态度写回忆录，“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求后代有所借鉴。不少特赦人员通过书信、广播、撰写回忆录等各种方式为祖国统一大业积极工作，对沟通两岸关系、和平统一祖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1984年，郑庭笈到香港探亲，与在台湾的老部下通电话。对方听到他的声音又惊又喜。这位老部下告诉他，许多战犯在台湾的亲朋好友都入了教会，每天到教堂祈祷，请求神灵保佑他们在大陆的亲人平安。当得知他们不仅获释而且得到良好的待遇时，深受感动，希望台湾当局能做出相应的表示。

    1985年，侨居美国而赶回国参加政协会议的宋希濂说：“几十年过去了，许多事都淡忘了，唯有与周恩来会面的情景仍记忆犹新。周恩来生前最关心台湾问题，希望我们发挥作用，我要尽最大的努力去实现他的遗愿。”

    1975年特赦最后一批战犯时，有十名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申请去台湾与家人团聚。他们的申请很快得到大陆方面的批准，政府有关部门还帮他们办理启程和赴港的手续，并再次向他们重申党的政策：到了香港后自行办理回台的手续，打电话、发电报、找亲友、见记者，均听其自便。发表谈话、对各方表态由他们自定。发给他们来往香港的双程通行证，发给适合香港情况的新做的服装和足够的费用，指定香港的中国旅行社负责照料他们的生活。

    但是，台湾当局却认为这是中共的“统战阴谋”，认为这十人是“共谍”“统战分子”，拒不接纳这十人回台，而且声明“决不上当”。由于台湾当局的极端恐惧和百般阻挠，申请回台的这十个人终究没能与台湾的家人团聚，最后有四人去美国，两人留香港，三人返回大陆，一人自杀身亡。

    为进一步缓和同台湾的关系，中共中央从1959年起开始特赦国民党战犯，到1975年，先后分七批，总计特赦国民党战犯554名，其中国民党高级将领二百余名。中共中央的这一重大举措是史无前例的。由于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对缓和两岸局势，增进海峡两岸的交流与了解，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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