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信息是在香港经商的国民党人士吴家元告诉章士钊的。

    吴家元和于右任交谊很深。1924年，于右任在上海大学时，经济窘困。吴家元慷慨地借给于右任五千元，使其渡过难关。抗战期间，吴家元效命于戴笠手下，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吴家元明里在香港经商，暗里又是国民党中央党部六组（主管情报及对中共事务）的情报人员。

    由于吴家元利用香港商人的身份，经常出入大陆和台湾，常为于右任在大陆家乡的家属带信和钱，他深深理解于老对故土和大陆妻女的思念。这一次，章士钊到香港和吴家元见面密谈时，吴家元将于老担心其妻在大陆遭受批判折磨的心思，告诉了章士钊。章士钊也将此事向周恩来总理汇报。

    1962年，周总理决定为于右任妻子张仲林在家乡补办八十大寿。

    在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召见屈武说：“你这个女婿当得不合格呀，连丈母娘的生日都忘了。”

    屈武说：“总理，我岳母的生日已经过了一个星期，怪我疏忽了。不过，我打听了，陕西风俗可以补寿。”

    周恩来说：“那就赶紧给于夫人补寿！不要为这点小事让于先生在台湾不安嘛！”

    屈武说：“总理，这本来是我的失责，惊动你了。我马上飞去陕西给岳母补寿，你放心。”

    周恩来说：“我准备了点礼物，在小超那里，你带去。”

    屈武感动地说：“谢谢！”

    屈武飞到陕西为丈母娘补办大寿，吴家元也应邀参加了。张仲林女士的八十大寿风风光光地举办后，吴家元回到香港，不久又到台湾，当面向于右任通报了这次“大寿”的情况。于右任听后，十分欣慰。

    北京邵力子住宅，从陕西回来的屈武来拜访说：“邵老，有件事来请教。”

    邵力子说：“你还跟我客气，我跟你岳丈是莫逆，跟你又是1949年北平和平谈判的战友嘛。”

    屈武说：“正为于先生的事。我按照总理指示，为于夫人做了补寿，老人家很满意。我决定写封信，把这件事辗转告诉于先生。”

    邵力子说：“那就赶快写吧，还等什么？”

    屈武说：“我必须告诉他，周总理对他和留在大陆家属的关怀。可要写上总理的名字，又怕被台湾特务发现，对于先生不利，无以为计呢。”

    邵力子一拍脑门：“嗨，这还不好办！你在给于先生的信里，把周总理三字，改成‘濂溪先生’四字，就行了嘛。”

    屈武不解：“濂溪先生？为什么呢？”

    邵力子说：“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抗战时期在重庆的时候，我和于先生在一起，经常谈论历史名人，多次谈到北宋的名儒、理学奠基人周敦颐。他在庐山莲花峰下的小溪筑室讲学，人称濂溪先生。当年我跟你岳丈谈到周总理时，总是称他周先生。他一看到‘濂溪先生’，很容易联想是周总理，别人看到就不可能有这种联想。”

    屈武高兴地说：“太好了！我就照你的指点办，再把补寿照片寄过去。”

    孰料，这件好事在台湾引起了一场政治谋杀案。吴家元穿针引线的事，被国民党的情报部门探知。1963年，于右任的老友吴家元在台北街头被刺身亡。

    国民党政府不便对于右任这个国民党元老下毒手，又想割断于右任与大陆的联系，便把搭桥的吴家元残忍地刺死了。

    于右任得知吴家元被刺死后，十分伤心，称病不上班，非要缉拿凶手不可。

    八十七岁的于右任身体日衰，自感于世不久，思乡之心更切，他对家人说：“我百年后，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我的故乡是中国大陆啊！”

    于右任喃喃地说：“台湾与大陆，合则国家兴，分则民族损呀！”

    临终前，他以凄婉哀凉的心绪唱出：“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1964年11月10日，国民党原监察部长于右任在台北逝世，遵其遗嘱，葬其遗体于台北大屯山，日夜遥望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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