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过中华民国代总统的李宗仁，流亡海外后思想不断变化、发展，但也有矛盾，甚至反复。幸而，几经周折和斗争，李宗仁终于在1965年7月18日回到祖国。

    后来，周恩来赞扬说，公安部和调查部办了两件大事。公安部改造了一个末代皇帝，调查部争取了一个国民党代总统。

    1963年夏，李宗仁在美国新泽西州住宅，接受意大利米兰《欧洲周报》女记者奥古斯托·玛赛丽的采访。

    记者问，李将军，你是一个没有国家的人了，你为什么在谈到红色中国的边界时，称“我们的”？

    李宗仁以饱经风霜的深刻说，无论发生过什么事，中国人总归是中国人。一个中国人，即使是他的国家的前总统，一个流亡美国的人，偏偏又是一个资本家，但还是可以说他的敌人的好话，还是可以称赞那些赶走他的人，称赞同他过去的世界相反的社会政治制度。

    记者：现在让我们谈谈蒋介石好吗？

    李宗仁：我不能谈论蒋介石先生，蒋是我的总司令，我曾经在他手下工作，我说他的坏话是绝对不礼貌的。

    记者：那么，就说点好话吧。

    李宗仁：关于蒋，我只能说史迪威将军常说的话，这就是，他有许多缺点，就我个人来说，我很同情他，因为我们都是失败者。

    记者：他为什么会失败呢？

    李宗仁的口吻有些挖苦：许多年来，蒋一直是中国的元首，我一直是他的下级，而现在他的举动好像表明他的经验还没有一个村长多。他不懂历史，每年一度他站在金门、马祖海边的悬岩上发表演说，总是重复同样一句话：“我们一定要回去。”很难说他本人是否了解这一事实，他回大陆是不可能的了。

    记者：蒋先生说你是共产党，你是吗？

    李宗仁：他总是把这顶红帽子乱扣。我不是共产党，我甚至不喜欢共产党。但是我不否认今天共产党为中国所做的事情。我宁愿继续做一个诚实的人和可怜的政治家，但我不能不说实话。中国从来没有像现在组织得这样好。中国爆炸了原子弹，而我们搞了几十年，连部像样的单车也造不出来。

    记者：你是一个胸怀宽大的失败者。你是怎样想通的？

    李宗仁：我像蒋介石和国民党一样，是一个失败者。作为个人来说，我自己无关紧要，我不能妨碍中国的前途和它的进步。我由于自己的失败而感到高兴，因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中国正在诞生。什么时候我们曾经有过像今天这样的一个中国呢！

    他越说越激动，越自豪。

    记者：你对蒋先生的反攻大陆有什么评价？

    李宗仁：他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痴人说梦嘛！

    记者：你对世界听众有什么话说？

    李宗仁庄重地说，我对美国肯尼迪总统有话说！我劝告美国政府再不要沿着错误的对华政策走下去了，应该仿效戴高乐政府，迅速调整对华政策。

    在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约见张治中、傅作义、邵力子、黄绍竑、刘仲容、屈武等。

    周恩来举着《大参考》问：“李宗仁先生发表的对美国总统肯尼迪的信，你们看了吗？”

    在座的人都说看过。

    周恩来评价说：“他的思想变化很大，我们正在进一步做他的工作，会有突发事件的。”

    大家都猜不透周恩来话中的弦外之音，惊愕地望着他。

    周恩来笑了：“当然是好事喽。台湾方面有什么动向？”

    傅作义说：“上个月陈诚病逝，他留下的遗言中，既没有提‘反共’，也没提‘反攻’。”

    张治中说，他还向蒋先生进言，对中共不能反潮流，不能信任美国，不能受日本愚弄。

    周恩来会心地笑着说，台湾的国民党右派，想在陈诚遗言中加上“反共反攻”的内容。陈诚夫人不同意，她找到蒋介石，蒋也同意不修改。

    邵力子说，蒋先生的态度耐人寻味哟。

    周恩来莫测高深地说，一切都在变化嘛！

    在人民大会堂某厅，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全国政协秘书长平杰三和周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接见程思远。

    周荣鑫说，毛主席已经批示，欢迎李宗仁先生回国。周总理上午出访非洲十四国，临行前对李宗仁先生回国一事做了具体安排，要我们转告程先生有关的安排意见：第一，政府发给李宗仁先生一笔回国旅费，由程先生带往瑞士面交；第二，同时发给程先生一笔旅费，请你去瑞士把李先生接回；第三，你到苏黎世后，将有负责此事的同志同你联系，帮助你解决有关问题。

    程思远点头说，计划很周密，我将立即出发飞往瑞士，开始进行迎接李先生回国的行动。

    1963年12月9日，按照周恩来的安排，李宗仁由美国飞往意大利的首都罗马“旅游”。程思远在圣诞前一星期飞抵苏黎世，走进圣彼得饭店前面的咖啡馆，在走廊尽头找到一个僻静座位，与阔别十四年之久的李宗仁重逢，商议回国事项。

    相互寒暄后，李宗仁坚定地说，我们不能再像断了线的风筝似的，浮萍浪迹，漂泊西东。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回中国去。但是，蒋介石那个中国，是与我无缘的。

    程思远把1959年10月周恩来那次谈话，原原本本转达给了他，说，周总理对您的问候，以及你回国的安排，我就传达完了。

    李宗仁两鬓斑白，但精神矍铄，他激动得眼睛湿润了，感慨地说，树高千尺，叶落归根。人到晚年，更思念祖国。帝国主义者讽刺中国是一个地理上的名词，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才是一个真正统一的国家。如今国际地位与日俱增，值得我衷心拥护。

    程思远说，我要特别强调的是，周总理说的“四可”……

    李宗仁打断说，“四可”我早已知道。我只要“一可”，回国定居，安度晚年。

    程思远兴奋地说，这“一可”马上就要实现啦！李夫人如何？

    李宗仁说，我们这些人，过去也有雄心抱负，立志要干一番事业。不过，这些理想今天看来，是渺小的，因为还没有脱离我们个人的范畴。

    又叙了一会儿旧，他们分手了。在圣诞节之前，他们分别返回了美国和香港。

    1965年2月3日，毛泽东对国务院呈报中央的一个文件写下批语：欢迎李宗仁回国。

    1965年6月13日，程思远在香港收到了李宗仁幼子李志圣从纽约发出的电报：货已启运。

    这自然是暗语，程思远明白，李宗仁已从美国出发，飞往瑞士的苏黎世。

    程思远立刻把这个消息，报告给此行的总设计师周恩来。

    周恩来请程思远立刻飞北京，他要同程思远商量李宗仁从欧洲回国的一些技术性问题，特别要对李宗仁的安全采取一些特别措施。但由于程思远办理手续耽误了时间，周恩来出访非洲了，就改由罗青长等人与他沟通了。

    1965年7月12日下午2点钟，瑞士航空公司的一架巨大的道格拉斯客机从苏黎世起飞，经过日内瓦、雅典、贝鲁特和卡拉奇，一直飞往香港。

    驾驶舱里，驾驶员已经把飞行帽戴上了头顶，指挥塔上已经发出了准备起飞的信号，地勤人员准备撤掉舷梯的时候，从检票口匆匆走来两男一女三位中国旅客。两个男人都穿着同一颜色的藏青西服，雪白的衬衣，结着深色的领带。走在前面的个头稍微矮一点儿的，年龄在七十开外，这便是李宗仁。他高颧骨，宽额头，一脸沧桑。走在后面的一位五十多岁，身材修长，浓眉，目光炯炯有神，这便是专程前来迎接李宗仁的前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常委、李宗仁的亲信和智囊人物程思远。女的五十多岁，脸上的轮廓俊秀，面色显得有些苍白，但依然可以看出当年的丰采。她穿着一套银灰色的西装套裙，体态丰盈，步履却有些艰难，不像两个男人那样轻松有力。这便是李宗仁夫人郭德洁女士。

    这三位旅客的送行者除了郭德洁的弟弟郭德风，还有一个身穿咖啡色西服的中国青年，替他们提着沉重的行李。

    青年一直把他们送到一等座舱的舷梯旁。他和三位年长者握手告别的时候，又郑重地嘱咐了一句：请注意！在日内瓦和贝鲁特两个机场，千万不要走下飞机！

    日内瓦和贝鲁特这两个城市，是世界上著名的特务和情报活动的中心。

    许多神秘的失踪，意外的“车祸”，残暴的绑架，都不时在这里发生。

    程思远点点头说，记住了，请放心！

    青年向上了舷梯的老人招了招手，大声地祝福，一路平安！

    三位旅客回过头来向青年招手，连声说，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