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上由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状况以及越南战争的扩大，使“反攻复国”计划一直受挫的蒋介石，重新敲起军事“反攻大陆”的锣鼓。他认为“今日复兴之机运，业已再握……反攻行动的发轫，已不容再事拘限”。于是，除了政治攻势外，他在军事上也蠢蠢欲动。

    1966年10月30日，蒋介石利用接受西班牙记者采访的机会宣称，如果中共参与越南战争，“我将发动军事反攻”，并说这是“合符逻辑而自然之事，且此项计划及希望吾人已准备了十多年”。

    同年12月25日，他在“宪政研讨会”上，再度为“反攻大陆”鼓气。他抨击大陆“是个无法无天，黑暗恐怖的地狱世界……已经濒临最后崩溃的边缘”。他说：“审度当前情势，面对大陆反共反毛斗争的继续开展，我反攻行动实有随时发动的可能。”“毛贼匪帮鼓动‘红卫兵造反’的狂言妄行，必将一语成谶，而促起我们反攻革命战争与大陆反共抗暴运动的结成整体，汇为洪流。”

    在随后召开的国民党九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公开表示，他准备利用中共目前的动乱局面而予中共一次致命的打击。

    他还指示“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开会，讨论“如何把握大陆动乱局势，从政治、外交、经济、文化、军事各方面发挥总体战的力量，以策进反攻复国行动”的问题。

    这不只是蒋介石一人的心事，台湾当局上上下下拧成了一股绳。从1966年下半年至1968年底，台湾岛内掀起了一股“敦促政府反攻大陆”的潮流。特别是一批“立法委员”纷纷呼吁“利用越南反共战事扩大及毛纵容红卫兵在大陆上横行作乱的当前时机，进行反攻大陆的军事行动；利用此时机反攻大陆，不应再受中美条约的限制”；“目前匪帮是挫于外、讧于内，兵法乘势，此其时矣，何不即刻兴师，跨海西征，诛除巨憝，完成戡乱”，并坚称“决不可坐失良机”。

    同时，“副总统”严家淦表示“反共复国时机与我甚为有利，政府正在各方考虑”，但一定要在“能发生效力，及国际与敌人之情况等各方面都有深切之了解后，才能行动”。

    蒋经国自称“当前国军的战力与士气，必能肩负得起反攻大陆的重任。更有绝对制胜的把握”。

    “国防部副部长”马纪壮则宣称，国民党军队攻下福建后所需的军粮及福建两千万人口的民粮，台湾均已做了准备。

    台湾沉浸在一片“反攻大陆”的喧嚣声中。1967年2月9日，台湾《中华日报》以《历史性的春天来了》为题，发表一篇社论，鼓吹这一年是“反攻大陆”决定性的一年。

    同年3月7日，严家淦在“立法院”表示：“总统及政府全体同仁，都有同样的信念，认为反攻复国的机运日益接近，目前正在积极进行各项准备工作。”“关于把握反攻复国机运问题，虽不能持之过急，但决不放过机会。”

    同时，蒋经国也声称“反攻大陆”的准备业已完成。他在“立法院”“国防委员会”秘密会议上说：“任何在大陆上反共力量向政府申请支援时，国军可在六小时内到达支援，以歼匪军。”他又宣称：“我们已与大陆上部分的反共反毛力量相结合，大陆上反共反毛运动，唯有与国军的反攻行动相结合才能成功，而我反攻大陆亦必须与大陆上反共起义行动相配合。所以今后的反攻形势一定将发生里应外合的反共大革命。”

    5月14日，严家淦在美国发表电视讲话，宣称台湾“准备在任何地方与中共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