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藏区成为一个旅游景点，我们在宣扬我们好处的时候说的大部分是不是这些东西呢？——藏区出美女，能歌善舞，生下来便会歌唱，走的第一步就是跳舞的步子……这是事实吗？也许是，也许不是，大家可以自己想一想。今天对这两个词有一个更直接的表达，前一个极力贬低我们称之为妖魔化，第二则是浪漫化。无论是妖魔化还是浪漫化，它都不是对这个社会真正负责任、全面而真实的认知，而是基于一种想象、基于一种固定的成见。包含了自认为是先进文化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还有另外一个词叫“殖民主义”。“殖民主义”除了派军队来攻占以外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意识的侵略。这是西方创造的“东方主义”，那么东方社会的内部是否也存在“东方主义”呢？也是存在的。不依照一个民族、地域文化本身的样子来理解它，而用一种想象性的建构来表达就是“东方主义”。今天在全世界来讲，藏族文化是被“东方主义”通过想象建构的最厉害的。那么我们的文学书写是顺应这样一种倾向，还是回到文学本体？我们牢记高尔基的那句话“文学是人学”，也要牢记马克思的那句话“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人不是独立的，人是处在社会关系中的。首先我们有自己的职业，职业就是一种社会组织方式，我们会有一个处于生产关系中的网络，无论你从事什么工作，我们都是处在生产关系中，这就构成了人的关系网。第二个，最基本的是我们的血缘关系、近亲远亲关系。第三个是文化的、族群的关系。今天的人际交往越来越复杂，涉及不同文化、不同血缘、不同族群的人之间的交往。所以当我们考虑描写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要把一个人同时放在这样几种关系中去考察。大家经常会说怎样写人，从技术上来说，要写几个丰满的细节，写出人的性格，写出独特性。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把人放在社会关系中来写，脱离了社会关系，是不能构想不管是情感的还是利益的冲突的，因为文学总是关于冲突和解决冲突的文本。情节是什么？文学故事是什么？我们总是在寻找戏剧性的冲突来进行表达，但是我们最后的愿望不是加剧和扩大冲突而是消灭冲突。我们写人是回到文学的本分上，还是基于消费社会的双重“东方主义”——西方别国的“东方主义”和内部的、别的民族的“东方主义”，他们每时每刻似乎都在告诉你，你们是不是该更神秘一点、更圣洁一点、更简单一点、更质朴一点，一旦你不是，别人就很失望，所以我们就拼命把自己打扮成那个样子。所以我们写作第一个要战胜的问题，就是“东方主义”。

    关于藏族文化的“东方主义”，我对这个问题做过一些小的研究。这种妖魔化和浪漫化的过程，我在寻找源头——西方人对西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书写的？对藏区是什么时候出现“东方主义”的？我找到的是在七百多年前，在元朝建立之前一点，是在蒙古人横扫欧亚大陆的时候。蒙古人征服欧洲共有两次。第一次蒙古人突然打入了欧洲，欧洲人并不知道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当时欧洲人对世界的理解也很小，蒙古人实际上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到了欧洲。中欧很大一部分就被蒙古人毫不费劲地拿下了。欧洲人还没来得及反抗，蒙古人突然就消失了——可汗死了。蒙古军队那时的编制都是以部落为编制，各方面主要的军事将领都是可汗的兄弟或是儿子。于是大家都要赶回去，看谁要继承大权。不管是哪个民族，一到这件事，兄弟叔侄之间这种血淋淋的争夺是免不了的。所以欧洲人都还没想好怎么反击，一夜之间蒙古人就都从欧洲消失了。欧洲天主教的罗马教皇说，哪里来了这么多野蛮人？于是派了三个人跟踪他们，一来是调查他们来自哪里，二来是向他们传教，给可汗写信，让他们皈依天主教，可见欧洲人向全世界灌输他们的文化理念和文化信仰是非常早的。欧洲打仗一败涂地，但是非常自信。三个人一路跟踪到了蒙古的上京和林。当时新皇帝刚刚上台，是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窝阔台一看教皇的信，根本不像一个打败仗的人写的，非常愤怒。窝阔台回信让教皇改信蒙古的长生天，不然我们再出征欧洲的时候你可要小心了。这三个欧洲人就回到了欧洲，他们虽然传教不成功，但是至少弄清楚了，这些“野蛮人”是从哪里来的。今天欧洲还有一个词叫“黄祸”，即黄色人种带来的灾祸，就是从那个时候出现的。窝阔台第二次派兵打到欧洲，没有打到教皇所在的意大利，当然他还是占领了很多地方。

    欧洲人有这样一个很强烈的、东方人不具备的科学精神——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要对当地的文化、山川地理进行描述。很多人他们其实不是职业的作家，但是他们到了不同的地方，都会把这些地方的所见所闻记载下来带回欧洲。欧洲人弄清楚蒙古人从哪里来，回去就写了本书。这本书写得非常好，作者是传教士柏朗嘉宾。但后来我们从读那本书中了解到，他们其实并没有到过青藏高原。他们跟着蒙古骑兵走的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丝绸之路，而是更北方的今天的西伯利亚这一带，其实离西藏非常远。但是里面居然用一百多字写了西藏两件事：一是听说有吐蕃这样一个地方，一群很野蛮的人住在很高的地方。家人死了不安葬，而是召集亲戚朋友们开宴会，然后把死了的人吃掉。二是那里的男人没有胡子，因为他们每天拿一个铁夹子，长出胡子来就拔掉它。这大概是西方社会关于西藏的第一次描写，而且他们并没有去过。这就非常符合萨义德讲的“东方主义”中的“鄙视”。这个世界是这样开始书写西藏的。

    又过了几十年，南宋被征服，元朝建立了。元朝又来了一个意大利人，叫马可·波罗。他在忽必烈宫廷里做官，走过中国很多地方，甚至他可能走进了一点点的藏区，他有一次从成都到了昆明。《马可·波罗游记》里有一则关于西藏的故事，这一则就特别符合“东方主义”中的浪漫化，这种浪漫化是他可以消费的。马可·波罗说，当你到一个地方宿营，村子里的老妪们会带着童贞少女前来给这些朴素的客人享用，如果他们高兴还可以将这些少女带走。

    这是我能找到的西方人关于藏区文化的书写。为什么它的源头从一开始书写就符合“东方主义”的两个标准——妖魔化和浪漫化呢？今天这样的书写形式虽然没有那么直接露骨，但仍有意无意地大量存在，并且影响着我们的写作。写作的人难免会想到要考虑读者的问题和传播的问题，当然这些问题是重要的。但是当别人在为西藏贴一些标签和形容词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受这种外部“东方主义”的影响？我们有没有有意在我们的书写中按照需要，潜在地去满足这样的想象？我想是有的，并且还比较普遍。我们书写中的实际生活就被严重地抽空。我们总是被诱导、被书写，我们又按照别人的路数来书写。尤其是今天，网络上的大量的小资到西藏的文章都是这种路数。在上海失眠了，到拉萨泡了两天酒吧心灵的伤痛就愈合了吗？你的生活能按这样的方式来安排吗？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在消费社会中，某种程度上，我们有两个困难。第一个困难是有显性和隐性的意识形态存在，并且需要我们明确表明立场。如果书写用这种方式进行那就是政治觉醒书。第二个困难是消费时代的“东方主义”潜移默化地侵入，这个好像看起来不是强加的，是你的一个自动选择。但是在消费时代，商业具有无孔不入的力量。它诱导你，因为你需要传播，传播才有效益，你写了文字希望更多人读到，需要更多人说你写得好，于是你便陷入“东方主义”的表达中。

    “东方主义”的表达，其实最著名的就是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在康定有一个酒店叫卡尔卡拉，卡尔卡拉是《消失的地平线》中的一个地名。《消失的地平线》讲这样一个故事，大概就是在巴基斯坦或是印度这样一个地方发生了暴乱，那些地方都是由英国人控制的。当时几个英国人发现有危险准备逃跑，他们乘坐的飞机其实是别人派来诱导他们的，故意要把他们劫持到一个神秘的地方。但是半路上阴谋暴露了，飞机坠落在香格里拉附近。最后他们到了香格里拉。那里风景很漂亮，周围都是大雪山（过去很多藏语诗歌和散文里面有一个比喻：我们是一个雪山栅栏包围的纯净国土）。中间是个很漂亮的山谷，叫作蓝月山谷。里面都居住着藏族人，与世无争、无忧无虑，就好像今天大量小资文章中描写的那样，他们在山谷里面耕作、放羊放牛。在半山上有个小山头，这里是一个管理机构，这里的管理人姓张，是个汉族人，并且英语很好。藏民主要给上头提供农牧产品。在更高的山上，有一个寺院，是藏传佛教寺院，但是主持是欧洲人，几百岁了在那修行。虽然是藏传佛教的寺院，但是图书馆内全是欧洲的书，放的唱片是肖邦、柴可夫斯基、巴赫，过的是一种西方式的生活。为什么长老要把这几个人弄到香格里拉去呢？长老神通，他一直在考虑自己的接班人，山谷里没有合适的人选，发现上飞机的人中有一个适合做接班人，于是借动乱将几个人劫持到这里来。主持每天晚上招其中一个欧洲人上去谈宗教，而大部分都是欧洲的宗教。向他明确表达：我要把这个位置传给你。然而这个欧洲人不愿意，最终逃离了香格里拉。这就是《消失的地平线》关于香格里拉的描写。书中最高的精神生活是西方的生活，而藏族人则在最下面负责耕种。

    很多时候我们在文化的时代潮流中随波逐流，放弃了自己的判断。大部分人都不是通过书写、文学表达来生活的，多一个、少一个并不会太改变社会。但是这个土地上产生的真正文化是需要表达的，如果我们本身有愿望、有信心通过一定的训练和努力能够为这个土地的自我表达，而不是外在的“东方主义”式的表达做点什么的话，我们这样随波逐流是不可以的，包括文化的随波逐流。欧洲人用一个三流小说塑造了这样一个荒唐的故事来描写西藏。那样一个等级社会是我们愿意接受的吗？这样虚假的精神生活是我们愿意接受的吗？虔诚、顺从和单纯就是为了接受这种命运安排吗？这种命运安排是合理的吗？但是我们有没有人提出怀疑和反抗？如果我们是一个做文学的人，一定要有这样的素质。文学往往不是对社会的附和，文学往往是对某些社会现象的质疑、反思、批判。我们的目的不是破坏这个社会，是希望这个社会克服这些问题，使这个社会往好的方向发展。但我们很多时候的书写往往在附和那些不正确的东西。这牵涉了第二种理论，叫作“后殖民理论”。

    “后殖民理论”跟萨义德也有关系，有几个思想家对“后殖民理论”是有很大贡献的，其中最著名的是福柯。福柯提出了一个理论叫作“权利理论”，即话语权，一个文化的发展、一个民族的发展一定是由知识分子（包括文学书写者）发出的声音在社会上所达到的思想高度来体现的，我们说的话有人听，这就是掌握话语权，从国家的层面来说就是文化软实力。最终一个国家、一个文化、一个族群在世界上的最终影响是由思想者贡献的。这才构成一种真正的权利秩序。我们看到希腊破产，但是它的主体力量没有衰败，希腊人总体的话语权没有失去，他们仍在用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话语权来影响这个世界。这才是真正的权利，并且是永恒的。我们今天对发达的定义往往是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达在历史上是有周期的，汉朝很发达，但是现在谁还在用汉朝的钱呢？经济的发达是会过去的，但文化是永恒的。我们热衷于泡在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中，生命并没有增加什么；而能充实人生、饱满情感、开阔眼界的东西我们却离它很远。经济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最重要的是文化。

    这些年我们国家对文化开始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而要变成一个真正的共识，日子还很长。但我想至少得从我们这样一些人开始吧，我们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吧。我记得美国诗人惠特曼给自己写过一首诗，我们一听可能觉得很狂妄，这首诗的大意是：图书馆，你内部已经收藏陈列了那么多伟大的作品，但是我要给你写一本新的书，它里面有所有其他书都没有为你提供的价值。这是一个作家的自信，这也是一个作家的命运，这也是一个作家的天赋。为人类提供不同的价值，就是他的使命。后来，他果然提供这样的价值，他走遍美国，走到一个地方就书写一个地方，成为美国在崛起时代的代言人。总理讲的话很快会消失，但是远离政治的惠特曼写的作品代表了美国精神，它宽广、雄壮、浪漫、无往不胜、充满自信。而且生活中总是出现新的东西，如果只是沿用别人的东西来书写，那就没有价值了。

    我又想到了美国另外一个诗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卡尔·桑德堡，出生在美国的钢铁城市——芝加哥。美国的城市都有很明确的分工，不像中国，一个城市既可以造钢铁又可以产蔬果，美国是一个高度分工的国家。芝加哥的工人罢工给我们中国人创造了一个节日，现在美国人不过了我们中国人还在过，就是五一劳动节。过去美国的诗人也是主要书写田园风光的，就像今天我们特别喜欢书写的那样。美国著名乡村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就十分热爱歌颂田园生活。但是这样的生活正在消失，美国的工业化时代来了，大城市、大工业出现了。卡尔·桑德堡书写城市、大工业，他表达了自己的想法：“美国你已经来到了一个钢铁时代，钢铁的熔炉，钢铁的轨道，钢铁的列车，钢铁的厂房，但是我还没有长出钢铁的牙齿，咀嚼钢铁，我还没长出钢铁的胃，消化钢铁。从今天我要开始熔炼自己，使我长出可以咀嚼钢铁的牙齿，使我长出可以消化钢铁的胃。”

    现在新的时代已经来了，我们不能拒绝新的时代。有的人跑到偏远的地方去，写文化、写乡愁。那不叫“乡愁”，那叫“乡怨”。我们要找到新的语言方式、新的修辞方式、新的审美，来表达新的内容。社会主流已经发生变化，全新工业时代已经来临了，我们怎样书写这个时代呢？

    在世界文学史上，有野心的人才能创造奇迹。我们今天看到的大部分书写，缺少一种野心。所以文化自信是很要命的。

    欧洲天主教皇打了败仗仍然非常自信地去传教（至今不到一千年），当时看起来像一个笑话。但是欧洲人秉持这样的信念，虽然现在全世界的人并没有都到教堂去看十字架上的耶稣，没有去教堂看圣母玛利亚，但是我们大部分的思想方式、行为方式都是西方的，全面西化了。不到一千年前，他们自信地传教像是一个笑话，在他们的坚船利炮出现之前，他们就已经那么固执。我们要知道，是坚定的文化信仰支撑他们完成了变革。那时候他们是那么落后，马可·波罗，一个意大利人就那样单枪匹马地跑到了中国，中国那么发达，却没有一个中国人去到国外。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我们今天的书写也面临这样一个问题。

    （在四川省中青年作家培训班上的演讲） 。VIP。♂丝♂路♂文♂学♂网*♂www.wen♂xu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