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国家政府机关并不派出官员，大部分时候乡绅是自治的，春秋时我们规定，最小的单位是家，比家大的是邻，邻上是里，里上是乡，乡上是党。所以我们经常提到两个词一“邻里”“乡党”。北方人经常说“我们是乡党”，就是表示一个地方的人。昨天我看了一个材料，说清代的时候，中国人口开始大增长，用了不到一百年时间，人口翻两倍，到了三亿多四亿。那是因为那时从外国来了产量高的土豆。过去粮食产量低，对于人口自然是抑制的。在这个情况下，清代官吏和明代比却没有增加。这就说明，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乡村通过乡绅们的自治和他们自我的道德约束，依然是有效的。乡绅或许在当时土地改革后还受到一定不公的对待。我们谈的不是对某一个人平不平反的问题，而是谈的文化。

    古代乡绅对自己有要求，古代的士也对自己有要求，不像今天我们的知识分子，是对自己没有要求的，好像有个学历就叫知识分子，或者有某种职称就叫知识分子。当然第一个要求是有学养有学问，但是只有知识是不够的，知识分子还要有风骨、气节、人格。当然，我们在讲李庄故事、士绅故事时，有很多知识分子都可以作为楷模来讲。傅斯年这个人估计就是中国的“士”。董作斌这样的人主要还是专注自己的学问，但傅斯年不一样，他要过问、干预国家政治，但是真正让他做官他又不愿意。那时候情况不一样，他们认为在大学、研究机构不算做学问。而今天我们的时代有所变化，也带着知识分子有了某些变化。傅斯年在抗战刚结束，李庄的摊子还没收拾，他便急忙到北京要恢复北大。因为他意识到还有一个在日本人控制下的“伪北大”，教职员工都有两百多人。他说胡适这个人学问比我好，但是办事比我“坏”。别人都催胡适赶紧回来，他给胡适写信说你别着急我先去。傅斯年去后，只要在伪政府手下干过一天的，或是当年北大撤离还留在日本人手下教书的知识分子一个不要，他为此还去到政府上访。教育部官员劝他说算了吧，除了少数当汉奸以外，别的人也只是混口饭吃罢了。傅斯年说，只要当初这里有任何一个人留下来，对于这些经历千辛万苦撤离到昆明、李庄的人来说就是不公平的。他自己说他是北大的“狗”，等他把这一切咬完了，再把北大还给胡适。他说胡适是个老好人干不了我这些拉下脸皮的事情。但是他作为知识分子为什么要骂自己是狗呢，背后是有一个典故的。刘邦平定了天下，让萧何做丞相，其他人不服。刘邦说，萧何是“功人”，你们是“功狗”。好比我们上山打猎，你们像狗一样，别人指出了猎物在哪里，你们就负责去把猎物追来。是萧何发现敌人在哪，计划好后再把门道交给你们，告诉你们方法让你们去捕猎猎物。

    还有一个故事，说有个人在中山大学毕业后就被派到我的家乡——今天的松潘、茂县去调查羌族语言和做藏语研究。阿坝金川县那时候已经很汉化，当地很多人走私鸦片。他跑到那里说我要去当县长，但是书生很简单不会做官。他说《史记》上有鸿门宴，所以就真摆了个鸿门宴，发帖子请总舵到县政府喝酒。当总舵喝到半醉，他就把人打死了。但是他没想到，第二天总舵手下几百人把县政府包围了，把他也杀了。这个人只当了三天县长，但他确实用他的方法解决了事端。他的死给了国民党一个借口，马上出兵镇压，这个县从此太平无事。也许他把事情看得很简单，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到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形象，他确实是有忧国报国的情怀的。我去台湾时遇到一个史语所的人，我问他是否有他的档案，想一定要查证究竟有没有这个人，竟然真有。因为没有公开发表只是作为内部材料，现在台湾还可以查到。傅斯年对他要求很高，几次调查报告拿回来都不满意。傅斯年批评他的签字都还在上面。关于史语所的这些故事都是有待于发掘的，我觉得只是双向发掘都不够，我们要更立体、更完善。有些事情我们如果描述得不好，那么它就会变成像医学院人体解剖的故事那样被漫画化。

    今天我们这个消费时代，热衷于把林徽因塑造成一个被很多男人疯狂追求的女人，许多电视、电影、文字都在做这种描述，而把她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本身的见识给忽略了。尤其是作为一个妇女在那样一个年代中，一个大家闺秀沦落成乡间主妇的情况下的坚韧和坚持。今天我们有些故事讲得太草率太不庄重了。哪怕是李庄这样一个本身可以庄重的故事，会因为不合适的描述慢慢消失其魅力。

    历史是可以挖掘的，很方便的是，到今天有很多人的后代还是一些有言说能力的知识分子。我到这里来发现一个人，在过去我做一些和丽江有关的调查研究时，发现过他的名字。30年代有三个人写过丽江，两个是外国人，一个人写的是《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另一个写的是《被遗忘的王国》。我还找到过一个小册子，就是第三个，中国人写的。那时候他是一个杭州美专的美术老师，被派去搜集西南少数民族的美术资料。在那个中国大多数没有留下文字资料的时候，他写了泸沽湖和玉龙雪山等和丽江这边有关的几万字的小书。后来这个人便消失了没了消息。那次我突然看到他的名字，原来是加入史语所了。那时候能进入这样高的一个学术机构，就是源于他在丽江的一段经历。接触到了今天纳西族的文字，转而对当地的文字进行研究，成了中国过去知识分子用现代文学方法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字的第一代学者。也许今天我们的一些学者还在沿用他创建摸索出来的方式方法。所以世界很大，但有时候世界很小。突然在我自己的研究视野中失踪多少年的一个人无端在李庄出现了。从一个搞美术的人变成了一个语言学家。在那么艰难的条件下他们还能教学相成，还能出去做很多工作，还在从事他们的学术事业。所以我们要把李庄故事讲好，一方面是对这样的知识分子所留下的这些生动故事应该有进一步的挖掘和整理，而且这些整理一定要由更直观生动的方式来呈现。但是我认为对我来说李庄故事更精彩的是中国士绅的最后一次遭逢，而这次遭逢从人文精神上绽放出这么美丽的光环。

    知识分子还会继续存在，但中国乡间“耕读传家”的士绅是永远不会再现了。所以李庄故事具有这样一个性质：中国传统社会中两个阶层，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口中呈现出这样一种历史文化的现象。我相信无论我们怎么书写它、呈现它，都是绝不为过的，也是具有非常特别的意义的。对我们构建我们民族文化的记忆，尤其是一个地方历史的记忆，这一章是非常重要的。李庄是非常重要的，李庄是非常珍贵的，李庄是值得我们永远珍视的！因为只有在这样一个历史节点上，士和绅向中国人展示了他们品格中最最珍贵灿烂耀眼的部分。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对于中国文化怀揣敬意，对某些优质因素的消失感到丝丝惋惜的人，都应该来到李庄，在这里被感动被熏染。

    我记得《道德经》有这样一句话，老子是个悲观主义，说这个社会要退化，这个社会是失道而后得，我们依靠自然天道运行。但是我们人受不住这个道，所以我们只好失道而求其次，我们就要求要有一些道德，对自我有一些约束，每个人对自己定规矩。本来自然天道是不需要道德规矩的，但是既然约束不住，我们只好用道德来约束大家。但是当最后我们要失去道德时，我们只好要求统治我们的人对我们好一点，这就是孔子说的“仁者爱人”，失道而爱人。仁都不成了，只好讲一点义气。义气是不好的，把我们这帮人在一起搞成一个小团体，对小团体里的人很好，但是对外面的人很差。仁也没有，德也没有了，到了义就已经非常不堪了。但是在李庄这里，我们看到不管是知识分子还是接纳他们的乡绅们，我想至少还在德与仁的层面吧。至少在这个层面，中国文化的传统要求，在不同方向上对不同层面的人都形成了某种有效制约。用今天的话讲是“一种有正能量的关系的展开”。所以这个教育意义比武侠小说好。到义的时候中华文化就堕落得差不多了，但李庄故事不是这样。我们可以回过头往上说，还在德的层面。若假设今天的中国社会是处在那样一个高度转型剧烈动荡中会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肯定会不寒而栗。但李庄这样一个地方还保存了读书种子、保存了文明之花；更重要的是士和绅在这个地方结合，保持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的道德、人性人情温暖。

    （邓青琳、粱瞾据录音整理，文字略有删节，标题由整理者拟） 。VIP。♂丝♂路♂文♂学♂网*♂www.wen♂xu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