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应很简单。我希望持这种论调的人复苏一个人最基本的“理解的同情”。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两个人互换一下位置。这个人来做我，我来做他。如果他如我一样来自于一个蒙昧已久的社会，而到这一代人时，他们面前终于出现了种种新的可能性，我会替他庆幸。或者，让我的儿子去美国做教授，让他的儿子到西藏放羊。这个世界，不同的人，不同的国家，都有发展与进步的权力。而不是基于某种叫作“文化”的理由，任一些人与国家时时进步，而要另外一些人与社会停滞不动，成为一种标本式的存在，来满足进步社会中那些人对所谓“文化多样性”的观感。

    从纯理论的角度出发，我也是一个文化多样性的拥护者，也非常强烈地希望在社会进步的同时，传统的文化能受到更多珍视与传承。可是，发轫于西方并席卷全球每一角落的全球化，并不只是一场跨国跨洲跨文化的经济洪流；同时，它也是政治的，更是文化的。全球在同一种经济规则与政治规则下总体运行的构想，就来自于一种对进步与发展高度迷恋的文化。这种文化造成的结果，就是这个世界没有人敢于停下脚步，包括创造了这种文化的文化中的那些人。这种取得了种种优势，包括道德优势的文化来势凶猛，迫使所有文化都来参与“对话”。这种对话，唯一的结果就是弱势的文化被“说服”。今天在这里，我也是来“对话”的，但我的意见会真正被倾听吗？所以有这样的疑问，当先行的文化给这个世界规定了统一的标准，还有文化能真正自外于“进步”，而遗世独立吗？

    近百年来，一代代中国作家都在呼吁，赞许社会的进步。还有相当多的人身体力行，传播社会进步的思想，积极参与推动社会的进步。其中，创造了新的白话文学的最优秀的那些作家，大多数都是先在西方接受了教育，然后，回到自己的国家，以在西方接受的种种思想观念来观察中国这个停滞已久的社会。他们都无一例外地支持社会的变革，渴望社会的进步。

    甚至中国近代的革命，也首先始于文学方式的革命——语言的革命与内容的革命。虽然这些发起文学与思想革命的作家们，分属于不同的政治阵营，各自秉持不同的政见，也就是对社会发展与进步路径的看法不同，但不会有人反对发展与进步。我们甚至可以说，自近百年以前的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作家就是这个国度里最为追求进步的一群人。作为他们的后辈，我们这一代作家身上自然流淌着他们的热血。

    如果说我们和前辈有所不同，那就是当中国在政治上获得了真正的独立，经济上也取得了超乎寻常的发展，我们不会再一味呼唤与期待进步，也不再一味为每项具体进步而欢呼；而是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在这个高速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种种问题。

    历史地看，由哥伦布们开始的大航海时代以来，这个世界上一些国家与族群的进步与繁荣的前提，是另一些国家与族群被剥夺与牺牲。同样地，即便是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过程中，在其社会的内部，大致相同的情况还会上演。那就是国家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理由，而忽视一些个人的权益。进步的时代，也会有悲剧产生，那是个人的悲剧——没有搭上飞速前进的时代列车的人的悲剧，或者是不能适应高速运行速度的个人的悲剧。有些时候，这样的悲剧甚至是群体性的，一些少数族裔，一些特殊的社群，一些地区，都可能被作为进步的“代价”，被忽略，被遗忘。

    我的长篇小说《空山》，就表现了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的破碎与牺牲。

    这种破碎是伦理的、文化的、环境的，更是关于人心的、情感的。在社会进步的同时，失去稳定的社会，人们情感的荒芜，以及对个人命运失去自主，都让我们不再对社会进步一味保持乐观肯定的看法。

    作为作家，有责任提醒这个社会，真正的进步是所有人共同的进步与发展。也有责任使公众注意，真正的进步不只是经济与技术的，更应该是政治与文化的。历史地看，假进步与发展之名，一些国家与民族被剥夺；现实地看，一些民族与国家的进步，并没有充分地从历史中获得经验，继续以进步与发展的名义，牺牲环境，牺牲一些特定的人群。一个作家，特别是一个后发国家的作家，在赞同并参与社会进步发展的同时，有责任用自己的写作提醒这个社会，进步与发展，不能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胜利。无论是个人还是文化，都应该被珍视，被“同情的理解”所观照。

    当然，这样的局面的出现，还只是一部分人的理想。但毕竟，我们已经怀抱有这样的理想。

    （2011年5月6日于罗马亚非学院“中意文学论坛”上的2 。VIP。♂丝♂路♂文♂学♂网*♂www.wen♂xu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