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召开。开幕式结束后，全体中央委员合影，汪精卫遇刺，但未伤及要害部位，逃过一劫。事后，国民党内部谩骂、质疑的声浪全部集中在了蒋介石身上。

    “九一八”事变后，汪和蒋的关系就十分微妙，他们一度携手合作，共同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但这种貌合神离的关系显然很难维持。而且巧的是，合影时蒋介石借故没有参加，他的嫌疑最大。

    第二天，陈璧君强行闯入蒋介石的办公室，严词厉色地质问道：“蒋先生，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不干就是，何必下此毒手！”蒋介石面对陈璧君咄咄逼人的质问，不免难堪，但也不便发作，还得反过来安慰她。但陈璧君毫不买账。

    性格即命运。汪精卫与陈璧君的性格正好相反，一个是水，一个是火。汪才思敏捷，待人温和，可办起事来瞻前顾后，缺乏魄力，柔韧有余，刚猛不足。陈璧君却是炮仗脾气，快人快语，勇决智断。汪精卫在政治上遇到重大难题，总喜欢与夫人商量，陈璧君也乐此不疲。久而久之，陈璧君养成习惯，事无巨细均要插手过问，令汪精卫的左右苦不堪言。汪曾说：“陈璧君不但是我的妻子，而且是老同盟会会员，许多事当然要听她的意见才能决定。”这就等于亲口承认了陈璧君是其主心骨。陈公博是汪精卫的死党，他的议论颇具说服力：“汪先生离开陈璧君干不了大事，但没有陈璧君，也坏不了大事。”汪精卫一生不赌不嫖不抽，看来并非惧内所致，而是敬内所致。

    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打算以空间换时间，先避战，后抗战。汪精卫则力主和谈，他认为中国军队根本不是日军的对手，与其以卵击石，不如委曲求全。汪的妥协论调受到舆论的强烈反对，国民党内倒汪的呼声迅速高涨，蒋介石是幕后推手。汪精卫深知蒋的厉害，强争必然大败，他一度心灰意冷，决定退党赋闲。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手下的那些小弟，尤其是陈璧君，决不会允许他金盘洗手，他们要为他找寻出路。

    当年，日本军方野心勃勃，意欲玩小蛇吞大象的把戏，从中国腾出部分兵力征服南亚和东南亚各国，于是请汪精卫出马收拾中国沦陷区。汪精卫深知这一步迈出，就算踏上了不归路，他迟疑不定，徘徊难决。召集手下干将周佛海、梅思平商议对策时，一旁的陈璧君终于按捺不住了：“只要日本御前会议承认汪先生出来领导‘和平运动’，汪先生是愿意出来的。”

    1938年11月，梅思平受汪精卫指派与日方秘密达成协议，初步拟定汪脱离重庆另组政府的行动计划。对于协议内容，汪精卫斟酌再三，并不感觉屈辱，尚能接受。但他是堂堂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国民参政会议长，若与日寇合作，必定名节丧尽。汪精卫的内心受到日复一日的煎熬，并不像后人臆测那样，一开始就急不可耐地投日。

    陈璧君只认一个死理：蒋介石一手遮天，汪精卫形同摆设，与其这样，还不如换个地盘，另起炉灶。她见丈夫举棋不定，便再次越俎代庖，话说得很难听：“难道当汉奸也要坐第二把交椅？谁不愿意走，只管留下好了，我是一定要走的！”陈璧君去意已决，一把火烧掉了《日华协议记录》，消除隐患。梅思平赴港之际，她在饯行酒会上发飙，逼汪精卫表态：“梅先生明天就要走了，这次你可要打定主意，不能反悔！”逼上梁山的事情会发生，逼上贼船的事情也会发生。汪精卫视陈璧君为主心骨，她拍了板，他也就豁出去了。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投敌后，陈璧君终于餍足了多年梦寐以求的权力欲望。她网罗亲信，安插私人，不仅在党政部门布下众多耳目，而且倚赖亲属为心腹爪牙。1939年8月，汪精卫召开“国民党六大”，陈璧君的两个弟弟和妹婿、侄子、干女婿以及家庭教师全部当选“中央委员”，而后更成为汪伪国民政府的显要官员。陈璧君将汪伪政权视为“家族公司”，打理起来自然得心应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