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上说，2006年西方对中共历史的研究，缺少带有“轰动性”的作品。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研究成果与常年没有大的区别。原本预计的在“文革”发动四十周年出现的回顾性研究“热潮”，也没有想象得那样“高调”。关于“文革”研究的著述虽有出版，但反映平平。5月在纽约召开的“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国际研讨会”，除一位美裔学者（DeborahSommer司马黛兰，中国文化研究者，熟谙中文，丈夫为大陆学者）外，提交论文和发言者皆为华人。从这一点看，很难说这唯一一次的国际“文革”研讨，在西方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文革”研究在西方的“冷落”，反映出某种内在学术规律。正如一位来自瑞典的“文革”研究者所说，西方人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中国的“文革”逐渐失去兴趣。它目前在西方学术界已是一个“冷门”。
而在另一方面，2006年西方新出版的有关中共历史资料，却值得我们重视。
一、关于2006年西方中共历史研究的总体状况
据不十分充分的材料统计，2006年以英文发表的研究中共历史的著作大约有30部；论文十数篇（这是一个比较专项的统计。如将所有涉及当代中国的研究计算在内，数量将比这个统计大得多）。这些著述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多个方面，门类堪称庞杂。一般说来，西方严肃学者对中国的研究，除受他们自身的文化背景及价值观念支配外，还受着长期训练而成的学术方法和学术规范的影响。这使他们的研究呈现多样性和多角度的特点。在中国研究方面，他们兴趣点众多、思考方式迥异，同我们对历史的关注差别甚大。他们习惯用多学科的方法分析中国事务，通常采用所谓个案研究方式，针对中国的某个事务、某一地区或某位人物进行研究，提出一些他们认为合乎逻辑和带有新意的观点。他们的研究，有些可以成为我们的借鉴，引起我们对某一类历史现象的理解。但从根本的角度看，这些研究很难触及中国事务的本质，也同我们中共党史研究的格局大相径庭。他们排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方法；他们同中国人文环境的隔膜以及他们的语言和文化背景，都限制了他们对中国历史发展内在逻辑的把握。我们常用“隔靴搔痒”来形容他们的研究，是有道理的。例如，2006年由罗曼和小地出版社出版的斯蒂芬?艾夫里尔所著《高地上的革命：中国井冈山根据地》一书，即通过对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时期的社会史研究，以所谓地方统治方式、“庇护政治”、派系和族群冲突等线索，来说明中共夺取权力的不同背景。又如，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教授约瑟夫?艾士瑞克（中文名周锡瑞）和保罗?匹克威茨、安德鲁?瓦德尔三人合编的《作为历史的中国文化大革命》一书，通过复述边远省份红卫兵运动参加者的体验，来强调中国普通民众对文化大革命的感受。该书认为，中国一般民众在“文革”中对社会中流行的摧毁旧文化、崇尚暴力和残害生灵的所谓运动，是反对和抗拒的。
在翻阅以英文所著的中国当代历史研究材料时，同上面研究相类似的文章还有很多。这些研究虽有一定的实证性和客观性，但错漏之处频出。其根本的缺点是整体关照不够，即我们平时所说“抓住一点大做文章”。对于西方研究者来说，要避免这样本能的考究方式，是困难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从上世纪末开始，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进入到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研究的“学术圈”内。他们完成了西方式的学术训练，同时又具有中国人文背景及语言条件。在我们检索的西方当代中国研究文献中，他们发表的文章和著作甚至占到了六七成的比例。可以肯定，他们的学术成果正越来越多地影响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认识。
二、关于2006年西方的中国“文革”研究
2006年是中国“文革”发动四十周年。对西方研究者说来，这是一个“好”题目。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哈佛大学开设的“文革”讲座，曾因广泛吸引学生而轰动一时。近年来，西方人对“文革”的关注明显下降。这是因为中国有更“轰动”的事情在吸引他们的目光。不过，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仍有一批“文革爱好者”在进行研究。他们有的是出于学术兴趣与教职需要，有的则是政治目的大于学术目的。2006年的西方“文革”研究，有两件比较重要的事情：
第一，5月12日至14日在纽约召开的“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国际研讨会”。这次国际研讨会由纽约市立大学史坦登学院、昆西图书馆国际史料中心和“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三方主办。其中，“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是接受美国“资助民主基金”的组织。会议主持者为戴维?波德尔（DavidPodell，纽约市立大学史坦登学院副校长兼教务长）、林培瑞（Perrylink，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理事会主席和普林斯顿大学中国研究教授）、宋永毅（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代执行主任，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和陈永发（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台湾民主基金会特邀学者）等四人。会议共宣读了47篇论文（论文题目见附件），分为“文革研究的现状与发展”、“多维视野下的文革”、“‘文革’与世界”、“文革中的少数民族，宗教等问题”、“文革研究中引起争议的一些问题”、“复杂的历史真相：我们对文革到底知道多少”、“被扭曲了的记忆——我们对文革到底记住了什么”、“文革和它的影响”等8个专题。不能否定，会议有相当的学术成分，在发掘历史资料和对“文革”的认识方面有某些推进，但从总的倾向说，在西方政治氛围影响下，研讨会的倾向仍以批判、揭露为主调，把“文革”看做是同人类政治价值和道德标准相悖的一种罪行。毋庸说，研讨会完全回避“文革”同中国改革的关系，也不可能揭示中国共产党改正自身错误的历史现象。
例如，在《“文革”中的大屠杀：对湖北、广东和广西三省的研究》（原作为英文）一文中，作者声言已有的关于“文革”中无辜人致死状况的研究，如湖南道县和北京大兴县等还远没有揭露事实真相。他依据国内公开出版的县志，以湖北等三省为例，通过统计、测算和比较等方法，证明在1967年前后，中国各省都出现过“大屠杀”。在上述三省中，死者除“四类分子”外，还有无辜农民、知识分子和干部。可以说，这个研究的目的纯粹是揭露性质的。
再如，《没有文革史何来文革反思》一文强调，“当今，对文化大革命反思的主流话语实际上还停留于相当粗糙的层次。一场内容极为丰富庞杂的社会大波被官方极为简单化地判定为‘浩劫’、‘动乱’”。“再由御用文人，和某些心智昏乱的独立文人把‘浩劫’、‘动乱’的罪责加诸到‘造反派’民众的身上”。作者说：“但这一切必须以中共的伪文革史为依据和基础。一旦真正的文革史——如实反映当时世事的文革史问世，情况将发生彻底变化。”而作者所谓真正的“文革”史，却是要“告诉人们，刘少奇、邓小平这两个至今仍装成文革受害者的大人物，在1966年6、7月间怎样翻脸无情地把许多共产党省级大员打成修正主义分子以向毛泽东交账；又怎样心毒手狠地在大中学教师中、机关干部中、大学生中、甚至工人群众中大搞第二次反右，大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作者自称是“人民文革”说的“完善者”。而所谓“人民文革”说，是指“除了毛泽东发动、利用群众打倒刘少奇的文革，还有一个群众趁乱争取自己利益，争取民主权利，甚至企图改变现行制度的文革”。这是当前民间研究“文革”中的一个十分热议的话题。总之，作者认为已有的“文革”史，无论境内和境外出版的，都不值一提。而国内出版的主流著作，甚至是“伪”作。
又如《西藏“文革”疑案之一：1969年尼木、边坝事件》一文，质疑1969年发生在西藏自治区尼木、边坝、比如和丁青等四县、以反动宗教分子为首的暴徒攻打县城、杀死我解放军多人的暴乱事件，认为这个无论如何不能改变性质的事件，是“西藏‘文革’史上最大的疑案，也是最大的血案”。文章虽然引用了目击者叙述的暴乱分子杀害解放军的残酷场面，但更突出了平叛中的所谓乱杀无辜和镇压叛乱分子时的扩大化和严酷。作者用了“大开杀戒”这样的话，来描述事件后镇压暴乱首要分子的情况。文章还暗示，从1966年在西藏普遍实行的人民公社制度，破坏了藏族人民的生活乃至文化传统，是西藏自治区1969年甚至1989年部分地区发生暴乱的根源。尽管，“文革”后西藏自治区党委下达过《关于纠正一九六九年平息暴乱扩大化问题的指示》，确认1969年一些地方所发生的反革命武装暴乱，是极少数反动农牧主分子搞起来的。在发生暴乱的地区，真正死心塌地参加武装暴乱并犯有严重罪行的，只有极少数，绝大部分群众是被裹挟或上当受骗的。但《指示》并没有改变暴乱的性质。今天，用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谈论暴乱，并把党和政府同藏族民众情绪对立起来，是极不妥当的。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烟草和枪支管理局曾在德克萨斯州进攻据守农场的大卫教派，造成数百人死亡。这是所谓民主国家中以暴力对抗暴力的著名案例。可见任何政府都不会允许对政权的暴力颠覆。
题为《文化大革命及其对中共第四代领导人的影响》的作者，为在美华人。他主要以想象和推测，议论“文革”对党的第四代领导人的影响。他认为，“文革”首先大大加速了中共领导权从第一、二代向第三、四代的过渡。因为“文革”打断了中共内部正常的权力过渡。其次，“文革”还改变了第一、二代中共领导人的子女们的命运，使他们的政治接班发生了问题。正由于上述原因，现在中共领导人虽没有特殊家庭背景、同时又是技术官僚类型的人，才可能上升到领导人的位置。文章认为，邓小平主导的对以思想意识形态为中心的四人帮和“凡是派”的胜利，决定了技术官僚将治理中国。“技术官僚”的主要思想倾向，是相信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喜欢使用经济手段而非政治手段来保持社会稳定和进步。
这次“文革”国际研讨会邀请了若干国内学者赴会，但他们大多没有出席。值得注意的是，原上海造反派的著名人物潘国平受邀到会并做了发言。潘是上海“工总司”的创始人，早期地位高于王洪文，其于1976年被捕，判处有期徒刑8年，1984年刑满释放。后又因犯走私罪，被判有期徒刑6年。出狱后经营生意，现居美国。诚然，这些居于美国的参会者如果不用“自由派”、“揭露式”的立场和语言来“研究”中国“文革”，那反而不合“逻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