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莫霍瓦街11号。

    我骑着一辆跳蚤市场上淘来的自行车穿过一片银装素裹的树林，我要赶在大太阳融化针叶树上所有的积雪之前赶去赫尔斯基先生家。

    照常，离人群还有半个小时。

    莫斯科寒冷干燥的温带大陆性气候让从小生长在亚热带季风气候区的我渐渐习惯一年中一半的日子都要穿上厚厚的衣服。有着“森林城市”之称的莫斯科像是个妆容精致的少妇，大片哥特式建筑给人神秘感，但我却着实无法将自己的生命浪费在和这个风情万种的城市你侬我侬中。

    我需要，努力维持生活。

    赫尔斯基先生招募家庭中文教师是我在学校论坛看见的，他的家位于莫斯科大学的旧址附近。

    今天是穆斯林做祷告的日子，我需要在裹着白色头巾的人群在莫霍瓦街集中之前先一步穿过。

    这日的赫尔斯基家并不像往日平静，房间里传来严厉地训斥声。

    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推开门，看到赫尔斯基在教训他的小儿子。

    赫尔斯基先生的那撇小胡子有节奏地跃动，小儿子终于按捺不住与父亲顶撞起来，赫尔斯基突然冲出房间。

    年过五十的赫尔斯基先生老来得子，家里终于有一个男孩，自然倍加宠爱。

    听先生讲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在中国呆过一段时间，后来在中国东北开了一家木材加工的公司，为了让儿子将来可以接管自己的事业，才请我担任儿子的中文老师。

    赫尔斯基先生拿了皮鞭，他礼貌地对我说今天就不上课了。

    我用不是那么流利的俄语替小儿子向赫尔斯基先生求情。

    可是没用。

    走出赫尔斯基先生家，穆斯林强大的队伍已经聚拢在一起，仿佛能听见他们虔诚的脚步声似在昭告着什么。

    今天算是白来一趟，上午十点，大太阳终于悬空，松针上的雪化了，把绿意洗得透亮。解锁自行车时，我接到爸爸的电话。

    “最近如何？”我在罗蒙诺索夫的雕像前停下脚步。

    “还行。”电话那边传来一阵叹息。

    “眼睛还难受吗？记得去医院检查。”

    “对了，你给爸申请的那个球球号，密码是什么来着，爸爸记性不好，又忘了。”

    我爸他们那一代人好像都无法标准地发出“Q”这个音。

    电话里传来我爸趿拉着木拖鞋的声音，“好了，你说我记。”

    “密码是我名字的拼音加我的生日，您记好了……”

    我对着电话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说着，为了让我爸听清楚。

    “好了好了，儿子，我记下了，以后我就用球球跟你聊，这国际长途太贵了，你好好照顾自己。”

    挂下电话，学校喇叭里放了那首著名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学生们从哥特式的建筑里涌出来。

    下课了。

    出国前，我给我爸申请了他这辈子第一个QQ号，可是不会拼音，不会打字，就连鼠标都用不利索的他学起电脑来却比小学生要吃力百倍。

    他把申请好的号码工工整整地抄写在笔记本上，一笔一划地像是我初中时候在写入团申请书。

    “点这里打开对话框，点这里就可以视频聊天啦，记得要戴上耳机，对着这里，话筒说话，记住了吗？”我坐在电脑前一步一步地教，他聚精会神地听，时不时还做些笔记。

    初中仅用几个小时就谙熟的操作步骤，他却硬是学了整整一天。

    “要是你妈在，肯定比我学得快。”我爸挤了挤眉头，发出一声苦笑。

    好像是从那一刻开始，我觉得自己教会他使用QQ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出国后，他每天都会在线上和我聊天，每次也总是千篇一律地问我“最近过得如何”“环境适应吗？”“钱够不够花”之类的问题，强忍着不要表现出任何厌恶地表情，逼迫自己在对话框中敲入一个笑脸的表情，好像对于他们就是一剂证明“儿子很好，一切顺利”最有效的定心药。

    但总归有烦的时候，比如我今天被主教老师训斥论文一塌糊涂，中午看着别人在吃着油滋滋的鸡腿我为了不透支生活费只能吃素。生活好像因为少了些什么，而变得极易陷入消极，也就是那个时候开始，我的眼睛开始频繁地疼痛。

    后来，索性隐身。

    冬日的莫斯科，列宁山披上一件灰白的风衣，端庄优雅地给人一种安全感。

    手机响，银行发来的通知短信，今天是我爸固定给我打钱的日子。

    从前并未觉得生活缺钱会多么不易，在我爸营造的巨大温床里向来只是伸手张嘴。可当“独在异乡为异客”之时，孤单无助感被陌生的人种和语言无限放大。高昂的学费让我不得不得在生活的其他方面缩减开支，尽量不去买新衣服，很少吃肉，拒绝看电影听音乐会之类的娱乐活动。

    好像之前拥有的生活突然被一场大雪覆盖，只剩下了刺眼的白色。

    只剩我一个人在白的可怕的世界里踽踽独行。

    这种痛觉在我来这个陌生的城市之前也曾占据过我不食五味的生活。

    我爸年轻的时候也是像赫尔斯基先生靠木材加工发家，他也是四十多岁的时候才有了我，老来得子，他给我一切我想要的。

    在这种柔软的培养皿中生长，无风无雨日日晴朗，习惯了索取和享受。

    三次高考，两次复读后依旧没能考上大学，无奈之下，我爸只好托人把我弄出国。

    命运总是在你自以为功德圆满只欠东风的时候给你当头一棒。

    签证办下来的那一天，我爸的工场因为违规加工被吊销了营业执照。随之所有的经销商都像讨债似的堵在我们家门口。那一天像连续不断的爆竹都丢进了我的耳朵里，爆裂的声音震碎我原本平静的生活。

    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了一个秘密，这种窒息的感觉更是紧紧揪住我的衣领。

    我爸破产后的一个星期，刚刚完成手术的我，并不知道他和讨债的人在外面干了架，脑门缝了五针。就这样，我俩在医院一起耗了两个月。

    两个月后，临走在机场，我爸递给我一包核桃仁。

    “已经帮你砸好了，过去没事就嚼两个，对术后恢复有好处，还有别太想我们。”

    我没有回应他，周围的嘈杂映衬出我俩之间的沉默。

    “我知道你还在为那件事埋怨我，但为了你妈，好好照顾自己。”

    那是我第一次打量这个男人。他满脸的皱纹像极了我家那盆蝴蝶兰的纹路，头发也不知道何时有了那么多白色。

    那天，从未察觉的衰老，竟这样逼真地展现在我的面前，我无能为力的注目礼，亦无法阻拦时间在他脸上的杰作。

    下午我去银行取了我爸汇过来的生活费，高兴的是人民币和卢布之间的汇率又提高了。

    没有回公寓，而是直接去了莫霍瓦街的一家医馆。

    从出国前一个月手术结束到现在，已经接近五个月。

    眼睛第一次痛的时候是今年莫斯科的第一场雪，大学下了两天两夜。

    “去开一些消炎药，术后恢复的不是很好，有些发炎，不过也不要担心，炎症消退了就好。”医生在医药单上签字，我紧张的心稍稍平静。

    中年妇女医生给我开了一些消炎药，一下子花去了不少卢布。

    “最好不要频繁使用电脑，看电视，和之类的和电子产品接触，平常出门也最好戴个墨镜。”

    我拒绝了医生向我推荐的消毒墨镜，因为我知道那又得花掉我不少的生活费。

    走出来，莫霍瓦街上的店铺今天就开始挂上了岁末处理的标识，不用多久，满大街就会洋溢着圣诞节欢快的氛围。

    圣诞节，赫尔斯基先生本来想留我一起过圣诞节，他为儿子亲自烹制了一只大火鸡。我说自己还要去上课为理由婉言拒绝。

    上次那件事情好像云过风清一般，我也不知道赫尔斯基先生究竟有没有动粗教训了儿子。只知道第二天他们又回归了老样子，赫尔斯基太太依旧安静地在准备午餐，赫尔斯基在看报纸，我在教他们的小儿子一笔一划地书写中国汉字。

    这样的场景也曾经安详平静地在我的生活中无数次演绎，只是作为戏中人的我好像并没有刻意珍存这种现在看来倍感温暖的幸福。所以当看见这时，内心里突然沸腾起想要给已经快一个月没有联系的我爸打个电话。

    “儿子，圣诞节快乐！”

    电话那头传来这句祝福，我勉强笑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