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认识他的时候还不知道他在东海念中文，只知道他和我一样都是从大陆过来的。在台湾如果不听声音，就算是日本人也不大分得出来。

    四月的时候我走海线到台北，又从东边南下一路到了垦丁。音乐节在恒春，我到那正好赶上入场。已经快傍晚了，董事长乐团做了开场预热。比起迷笛和草莓，人都不算多。

    他那天就站在我旁边——纯蓝色的牛仔短裤，白衬衫像融化的牛奶糖，胸前佩一枚巧克力色的领结，木讷地和周围人一起随节奏点头，兴致不高。那个季节的南部比中北部要热得多。舞台上方的晚霞就像是只坠落的火烈鸟，羽毛连成甲片，不用打光也红得耀眼。那地方离海边不远，风吹过来涌在脸上像是一阵阵的潮骚，像贝壳刮着耳朵。

    一个胖胖的男生走过来给大家发闪光棒。他接过时说了声谢谢。句尾迟疑地加了声“哦”，但还是被我听出来了。我迅速转头冲他示意地笑了，他有些莫名，表情局促起来，手摆得不自然。

    “我当时还以为自己说错什么了。原来又是一口走到哪儿都能让人听出的大陆腔欸。”他事后和我说，我笑起来丝毫不显温和，反似揶揄。

    “那一定是像这样笑的。”我皱着眉，嘴唇往两边裂开，停顿下来，“还真有点苦苦的味道。”

    我那天应该是把捶胸顿足的怨艾都露在颜面上了。片子拍到一半，摄影师愤而出走，整个团队乱作一团。大家原本说好的素材采集完就一同南下来音乐节，到最后竟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东边的火车没有高铁，慢悠悠，像是在大陆时乘的绿皮火车。只是人少车厢空旷。一路上雨跟着我跑，乌云就在头顶，连过往的树都绿得深沉。

    “你叫什么？”

    “崔峰。两座山哦。”

    我好像真的看到有两座山从他的眼睛里长出来。

    “是巫山吗？”我随口反问。

    “是大石头，胸口碎大石。”他眯起眼睛笑。两个异乡人南腔北调，却在这一片闽南声中如遇故知。

    整个音乐节被我们两个前言不搭后语的问答拖沓而去。我没有听见张震岳唱了什么，也没有在意陈绮贞的演奏。反倒是记得散场前他知道我没来得及订民宿，就慷慨地要接洽我。

    “虽说地方很小，但两个人挤一挤，也还是够的啦。”

    我一个劲地点头。

    “只能载到这啦，再往下我可没办法走。抱歉哟！”出租车师傅把我们放下来，一连说了好几个抱歉。我还在为半途停载的事情耿耿于怀，崔峰却早已望着岸边出神大呼：“这里居然有个灯塔，我都不知道欸。”他摇着我手臂要我看过去。

    稀疏的光把海岸线的轮廓照得断续。不时会有一团看上去黏糊糊的东西从空中歪斜着撞上灯塔。嘶心裂肺的喉音有时被海潮湮没有时尖锐刺耳。

    “大概是失明的海鸟。”崔峰略带忧郁的腔调，“它们的尸体就要和深海冲上来的海洋生物混在一起了。等人们发现它的时候，可能已经只剩下一具骨架。”

    “好冷。”我有些耳鸣。海浪翻滚会带动我内脏一齐往上涌动。

    “得快点走了，太晚啦！待会还要穿过……”他像是突然意识到什么，没有继续往下说。

    “穿过什么？”

    我的追问没有等来回答。崔峰拽着我飞快地往海岸的反向走，跨过了柏油公路踏进松软的泥巴地时步伐才明显慢下来。

    “那些东西……”我站在崔峰后面，有些不可思议。

    蓝色赤色的火焰贴着地面冒起，每隔不到十米便是一簇，恍惚间我看到它们在游移。

    “别紧张，这地方叫‘出火’啦。恒春有名的小镇。该是地下有什么矿物质会自燃，它每天都这样的。”

    “所以我们要去的地方是……”

    “‘出火’教会，就是垦丁这里的一个福音堂。”

    “阿弥陀佛……”

    “是哈利路亚啦！”

    崔峰被安排住在教堂的阁楼上。他已经呆在这里两三天了，晚上都没有出过门，唯独今天那么晚了才回来。

    “怪不得司机都不肯载过来。这地方太偏远啦！”我边抱怨又边暗自庆幸自己不至流落街头。

    “偏远倒是其次，司机不肯过来，应该是因为中间要穿过一大片的‘夜总会’吧。”

    “‘夜总会’？！”在台湾，他们都把墓地称作“夜总会”。因为死人只有晚上才会出来活动。

    “嘘，神父睡着啦，得小声点。”

    木制的阶梯一点也不稳当，加上他的话让我紧张兮兮，走起来摇摆不定。

    “所以刚刚那些火焰是老人讲的‘鬼火’咯？”

    “有人说这里以前就是个万人坑。”他从包里翻出房门钥匙，嘎吱一声开了，“都只是传说啦，但‘夜总会’肯定是有的，明天早上我们穿出去的时候，你可以仔细看看哦。”他边说边笑，眼睛就要眯成一条线了。

    阁楼很窄，但有个天窗，可以爬上去。

    “洗澡的话，要到一楼外面有个池子。不过那么晚了，就别过去啦。”

    我点点头，走过去凑近崔峰，故作神秘地从包里拿出两罐啤酒。

    “教堂里是不可以喝酒的！”崔峰制止我。

    “怕什么哩，我在天主教会的学校念书，每天还坐在露天圆台上喝，保安来了，快跑就是啦！”

    “我也在基督教会学校念书。”崔峰笑起来的时候好像两只耳朵会动一样。

    “哇塞，你该不会说逗我玩的吧！你大几？”

    “大四，要毕业了欸！”

    “靠幺啦，那么巧，那更要上去一起喝两口才行啊。”我把鞋子脱了就抓住横梁帮上跃，钻出来一下子就到了教堂屋顶。

    崔峰伸直手臂把两罐酒递上来给我。他也爬出来坐在边上。

    我们两个的脚悬空摇晃。夜里比白天冷。

    这里差不多是台湾岛的最南端了，伸出手好像可以碰到星星。而星星一会儿被云遮蔽，一会儿就坠入海里了。

    “我刚来台湾的时候就一个人跑去看三毛在新竹的故居了。”崔峰“嘣”的一声就把罐子拉环扯开了，“三毛有很多故居但我只喜欢这一家，她把它取名为“梦屋”。丁神父和三毛是好朋友，教堂里梦屋不远，本来是打算找丁神父聊天的，可后来想想应该有很多人找过他就没有打扰他了。你有去过那里吗？”

    “没有。我甚至都忘记三毛是台湾人了。”易拉罐碰撞在一起反光可以生出星星。

    “那地方，比这里还要冷清。那天我往返差不多坐了十小时车，你知道台湾那么小，从台中到台北坐火车也不过就两小时。不过那部落里的人好像都没有听过三毛了。也没有其他什么悼念者会过去。”

    如果在大陆，我是一定一定不会和人提起三毛的。就像是把一块糖果让被个人都分享舔一口，最后就化了。可其实我整个中学时代都是把三毛的书垫在枕边。

    台湾作家要数起来，我见过写《儿子的大玩偶》的黄春明，见过写《杀父》的李昂，见过当年和白先勇一起办《现代文学》的陈若曦，见过张大春，其他如朱家姐妹、苏伟贞的作品也都熟得很，可他们都太“台湾”了。唯独三毛会让我捉摸不透她是哪里人，她身处何方。

    崔峰告诉我她母亲有忧郁症，自杀过好几次没死成，现在整个人恍惚不已。

    “她和我爸很早的时候就去韩国了。我毕业了恐怕也得去那里。可我一点也不喜欢那。”

    他告诉我他是朝鲜族的，可籍贯上写着朝鲜民主共和国。“很有趣也很讽刺对吧。有时候我也不知道自己算是哪里人。可能哪里都不是我的家。”

    “欸。我突然想起三毛写的那首橄榄树了——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

    我本以为他会接下去的。可我们两个人都沉默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点也不想和别人提自己的事情，仿佛一张口就显得窘迫。尤其是超过四个人的场合，我连话都说不利索。

    也不晓得毕业后自己能干什么。回家？那算个什么家。他们两个虽然住同一个屋檐下，却和分居别无二致。父亲总上夜班，和母亲时间几乎是错开的，饭从来就不一起吃了，一个月下来也见不了几回面。

    母亲打电话催问我，工作的事情有着落了吗。我还因为毕业电影的事情而愁恼。十八岁的时候不顾家人反对，跑到台湾读了大传系。四年，耗光我所有的力气。最后一意孤行要拍纪录片，五人组里唯一一个大陆人，为定选题僵持不下，央求所有人让步。最后胜利了吗？还是不欢而散闹翻了。

    固执、偏激、孤傲、自我，我猜这是和我相识的人对我最基本的评价。而再深一些，他们一定又都会来同情我——仿佛我要离其他人远一些，并不是因为我想特例独行，只是不想被拒绝，不想认为是被孤立。

    把所有人都拒绝过去了，就不会有人拒绝你了吧。

    我想要拍类似阿涅斯瓦尔达《拾穗者》那样的作品。我不需要那么多人。我其实可以自己手拿DV就去记录下。我差不多四年都是那么下来的，自己拍摄自己剪辑。

    可是要毕业了，我却想冒一次险。

    冒险把自己溶进大海里，却不被海水染上色。

    崔峰告诉我说，他喜欢台北的西门町。而我每次到西门町，总会想起白先勇写《游园惊梦》里的窦夫人在西门町做头发。那种寥落之感和飘零之情，是踏在每一寸街道上都显映出来的。我们两个像是两株吊篮，就挂在屋檐。

    侧身仰面是教堂尖尖的顶。可以看得很远，远至海岸线。但那海水却是始终不见尽头。

    凌晨三点了。酒精打消我们的困意。亢奋，仿若天明即出征的战士。

    但我们都一定会败下阵来的，因为我们像那只失明的海鸟一样，迷惘，随时要坠落。

    坠落的时候仿似一根被人猛吸的烟，没有掐灭，却一头栽在生硬的地上。

    我买的回程火车票是在隔日中午。但我们两个整夜不眠。一会儿沉默，一会儿又像是滴水不停的夜漏。我们就这样耷拉着脑袋坐在房顶直到日出。

    五点钟的时候海天已经显露出蓝色了。混沌的，像影子纠缠和影子。

    灯塔的光淡下来了。海鸟仍旧撞击着塔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