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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所说的问题，如果深究，是很麻烦的，因为这些神话其实经不起考证。

    这个当然也不是我自己发现的，专业历史研究者们早就注意到了这些现象。

    20世纪以来，受外界影响，国内也出现了妇女史的研究这个领域，但研究成果和研究水准却参差不齐。一些研究者过分强调妇女史的特殊性，用两性对抗思路去解释问题。但人类社会的规律是，群体内部的合作必然是主流，否则这个群体就直接瓦解了。

    在一些专业学者看来，妇女史研究，很多时候是“力图从某些外来的理念出发，去重新构建历史，而未能从史料出发，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国妇女的过去”（《有感于中国妇女史研究现状》），而且这些外来理念，要么是古旧的、甚至是19世纪的过时理论，要么就是近年来西方涌现出来的、并没有被严肃史学研究证明过的东西。

    所以，包括我们所说的神话与史实脱节的问题，也早就有人论述过了。只不过科研、科普经常性脱节，大众不怎么关心就是了。

    我们这里可以再介绍一个例子，就是妇女守节问题。这是个经典的宣传和史实脱节、观点和史料陈旧的例子。实际上，在古代婚姻史方面，这种反复使用老史料，试图证明刻板印象式的传统话题，也是个大家都知道的问题（《清代中期婚姻冲突透析》）。

    而这些年来，随着史学研究的进步，更多的古代资料被发掘出来，更先进更科学的手法（比如考古技术和数学方法等）也被用于历史研究。

    上文我们提到过礼教的问题。按现在很多人的说法，在古代，尤其是明清，严格的礼教被用来约束和迫害妇女，比如用贞节约束寡妇之类。

    但现实情况是，这根本不可行。哪怕束缚严格的清朝前中期，都是如此。

    湖南陈氏是当地大族，而按照族谱记录，家族中的寡妇，再嫁的比例是66%（《两香续修陈氏族谱》）。在当时，这不是朝廷提倡的风气，但即使如此，在大族中，比例都不低。至于更穷的家庭，基本上没法让人不再嫁。

    至于各地地方记录，更是十分繁多。

    陕西地区“陕西风气，男乐于娶二婚，女不必专一姓，由来久矣”；山西“妇人不以再嫁为耻，虽儒家子亦娶以为偶”；湖南“妇人不以守节为重，不幸而嫠，劝嫁者踵至”；浙江“一醮再醮，恬不为怪”；四川“夫死改醮，离婚更嫁，则唐宋以来，此风久著，故家大族亦不废也”……

    （醮，音“教”，古代结婚时用酒祭祀的礼仪，引申指代女性结婚）

    和之前时代相比，清朝的各类档案留存很多，原始资料十分丰富。类似的记录非常多，基本上哪个地方都有。对于平民乃至一些大族，都是十分常见的现象。史学界也已经能确认，再嫁具有普遍性了。

    而且，现在的通俗认知还有个误区，那就是礼教只是“鼓励守节”，而不是说守节是义务。

    实际上，清朝的态度，是“朝廷有旌节妇之条，并无阻止寡妇不嫁之理”。言下之意，他宣传引导一下，就算尽力了。

    但是还有一点，如此普遍的改嫁，同样不能证明清朝寡妇受压迫不大。因为这里也有个不符合传统印象的地方，就是改嫁在很多时候，并不是寡妇本人的选择。

    这就还是上一章说的老问题，我们都知道礼教在说什么，但很多论述就停留在这里了。大家只关注礼教宣传了什么，但问题是宣传只是宣传，想正确认识事情的原理和来龙去脉，我们就得了解别的内容，比如礼教为什么会这么要求？朝廷为什么会支持这一种礼教？礼教到底有没有作用？这些问题的答案，不见得就是传统宣传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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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宗族、朝廷的博弈：

    上一部分，我们说过，礼教其实是中下层男性的需求。中下层男性资源有限，娶妻不易，而且绝嗣可能性一直不小。而且，因为男性寿命更短，会遇到孩子没养大就去世的困境。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保全家庭，也是个必须考虑的问题。

    这个情况下，中下层男性可以托孤的对象，几乎没有挑选空间，基本上只能选妻子。因为……现代城市居民，很多都是小家庭，可能不太好理解，但古代家族中，这种情况下，族人、兄弟这些“亲人”，反而是很不可信的。

    如果男主人在，可能大家还会团结、拉拢他，如果男主人没了，那亲戚趁机欺负孤儿寡母，试图吃绝户的现象，是十分普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