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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我们说了，tg“代打”，构筑女权合法性的问题，那么我们这里趁机来看一看，这个合法性是怎么构建的，构建的过程中面对了什么问题，又如何解决。这个套路大家可以参考下，因为其他方面，很多时候也是差不多思路的。
一夫一妻与多妻的神话：
我们现在看到的通俗说法，都是当时的妇女被男性欺压，受制于一夫多妻、封建礼教、包办婚姻之类的压迫。而妇女运动解救了大家，让妇女脱离了苦海。
现在的“男性原罪”宣传，也很喜欢提这些，认为这是以往男性对女性的压迫，所以现在男性要还债。这个就是它少有的理论依据之一。
但问题是，这个理论的依据，其实只是构造出来的神话。
当时的真实情况是什么样呢？作为历史爱好者，我们可以绕开“教义”，直接看历史数据。
比如这个一夫多妻（或者说多妾）的问题，我们可以看清朝的数据。
清朝的档案留存比较完整，有人做过统计。最顶端的清朝宗室，王公以上爵位的大贵族，统计了363人，平均每人有妻+妾3.98人；有封爵的贵族（奉恩将军以上的）统计了1145人，平均2.15个妻+妾；无封爵的普通宗室10465人，平均妻妾1.59人。（《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关系》）
从后金建立到1937年爱新觉罗家族修订族谱，清朝的宗室+觉罗，三百年间一共有男丁14万人，这一万多人的统计数字，所占的比例已经比较大了，应该是有代表性的。
而从这个数字看，哪怕在王朝地位最高的群体中，纳妾依然是上层才有的特权。考虑到财富的聚集问题，宗室里估计也得有一半的下层成员是和纳妾无缘的。
除了皇族，我们再看看其他人。
海宁陈氏是明清时期的超级豪族，在清朝趋于极盛，号称“海内第一望族”，高官层出不穷，人称“一门三阁老，六部五尚书”。而根据族谱统计，陈家从公元1372到1910年，520余年间，全族共娶妻5338人，共纳妾364人。纳妾的比例是14.28%
次一级的大族，比例就更低。
海宁的另一家大族查氏，从公元1430年到1908年，480年间，全族共娶妻5451人，共纳妾186人，纳妾率4.28%（《明清海宁查陈良家族人口的研究》）
苏州大族彭氏，全族的纳妾率是5%，基本都是有官身者贡献的，平民族人的纳妾率是0（《从苏州《彭氏宗谱》管窥明清江南人口状况——兼论谱牒与人口史研究》）
福建永定江氏也是当地大族，有妾的人占3.68%，光棍占0.31%，其他族人也都是一夫一妻（明清以来区域社会的科举、婚姻与移民现象——以福建永定县《济阳江氏高头族谱(南山房)》为例）
这些都是能屡次出进士、知府乃至阁老的大豪族，在社会中凤毛麟角，结果也就这样。普通大族纳妾的比例显然更低，小地主和自耕农就基本上别想了。所以，纳妾的行为当然是存在的，但它的影响范围到底有多大，是很值得怀疑的。起码，绝对不是“古代男人都能三妻四妾”这种离谱认识……
对一夫多妻/多妾的谴责，其实也是个宗教话题，属于“西方”神话的一环。
一夫一妻是基督教的教义，但来源和形成时间不太好说。一般认为从罗马那里学来的，这个应该有道理，但罗马人那边，明显也有类似妾的身份。而基督教的前身犹太教，也是有一夫多妻/多妾的。
实际上基督教自己也很长时间不能免俗，5世纪时，圣奥古斯丁还没法明确说多妻是否合法，而教宗文件里提过纳妾的问题，说这个不算正式婚姻，所以允许教士和妾离婚。
天主教会时代，这个规定理论上应该是越发严格的，但执行起来依然很难说。到12世纪，召开第一次拉特兰会议的时候，教会明确宣布禁止教士纳妾，但这种现象明显依然存在，只能靠反复谴责和重申。
新教对此则更宽容，马丁·路德明确表示多妻与经典不冲突，在实践中也很灵活，尤其是面对上层的时候。路德的主要支持者，黑森诸侯“高尚的菲利普”就同时有两个妻子，新教改革家们对此也是认同的。当然，后面支持多妻的教派更多，也更典型。
（菲利普反复无常还重婚，曾经在领地内驱逐过路德派教士，但一年之后就迅速妥协，加入了新教。
不过他帮助其他诸侯，镇压了弗兰茨·冯·济金根和乌尔里希·冯·胡滕领导的骑士起义，和托马斯·闵采尔领导的农民起义，挽救了不少贵族，所以名声还不错。
至于路德，那是老二五仔，拒绝老战友胡滕的求援，翻脸攻击自己的学生闵采尔，要求贵族屠杀追随过自己的农民；一边要求平民不要使用暴力，说用暴力会触怒上帝，一边号召诸侯们动用暴力，武装对抗罗马教会……都是日常了
实际上，哪怕完全不看这些，只看在教义和改革上的影响，他也比不上加尔文等人。不知道为啥被当典型了……）
总而言之，中国这边，妻妾的概念较为明确，而且两千多年间定义没什么大变化，但欧洲那边，婚制很复杂。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实际差距并不小，和中国这边的概念也不一定相似。
在语言上，大家都是拉丁语“concubinatus”的衍生词，但翻译成“妾”还是“（女并）居者”还是“情妇”，并不好确定，而且可能都不太准确。（括号里是一个字。其实能打出来，但这个字好像是敏感词……）
（类似的其实很多，比如欧洲的爵位和中国的爵位就不是一回事）
所以，如上文所说，在这个概念下，“用西方谴责中国”就没什么意义。
实际上，大部分时候，一夫一妻也只是个标定异教徒和异端，并指责对方的工具。这其中的理由，不是“一夫一妻制度更先进，别人不遵守，所以需要指责他不道德”；而是“基督教要求一夫一妻，别人不遵守，所以要指责他不道德”。
相反，只要信奉基督教，不进行多次基督教仪式的结婚，就是道德的。（其他方式的结婚，比如结了婚的欧洲人跑到印度或者美洲，跟当地人又结了婚。这类例子也不少，就不算重婚了）
这个理论，和之前提的不少口号一样，是没法细说的。因为在中原文明下，不管信不信宗教，人们对于道德与宗教关系的理解，都和欧洲并不一样。
基督教文明里，道德和宗教是绑定的——实际上他们那个道德，本来就是教会在蛮族中灌输、引入的。但在中国，这俩并没有绑定，很多人因此理解不了为什么符合宗教就符合道德这个情况。
只要信奉基督教，不去教堂办婚礼，找114514个情妇也是道德模范，这个逻辑很多人就不能理解。因为双方的基础理论标准都不一样……
不是因为一夫一妻先进，所以基督教采纳，而是因为基督教采纳，所以论述他先进。这个是人家的内在逻辑，但这个逻辑，是没法给大众“讲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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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强制扩张与“礼教”的形成：
那么一夫一妻到底真的先进么？
这个得看你自己的立场了。因为对于这种事情，不同立场的人，判断结果也是完全不同的。
和女权主义的宣传相反，中国古人自己，才是一夫一妻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
从战国开始，“封建礼教”和国家法律，都明确反对和惩罚一夫多妻，对纳妾也严格进行限制，这个前面应该讲了不少了，不赘述了。总之，和罗马人一样，是最早把这套婚制制度化，并且大力推广的地方。
亚欧大陆这两头的文明，却选择了相同的道德和制度。这显然不是基督教或者西方先进文明的功劳了。
至于这个共性从哪来，应该也很好理解——这俩最大的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是军事化程度相当高的文明。在文明的成型期，构造文明习惯的，是充当军事主力的国人/公民。
首先，我们要搞清一个问题，道德到底是什么？
这个应该是老生常谈的话题。大体来说，道德是一个群体的共同守则，目的是保护群体成员的最大利益。
但很多时候，不同群体的利益差别太大，实现利益的方式差别也太大。这样一来，这些群体，彼此之间的道德，也产生很大差别。在不少印欧系文明里，这个差别表现的非常明显——贵族的道德不同于平民的道德，各个种姓都有自己的道德……这类例子很多。
其次，我们还得弄清楚，婚制到底是什么？
现在的宣传喜欢把情感和婚姻混为一谈，但实际上婚制并不是这么回事。这个制度的核心非常简单，就是资源分配和财产地位的继承。
妻、妾的最大区别是什么？是身份，也就是家庭内财产、地位上的差别，还有她们子嗣继承权的差别。同样，妻子和情妇、各种文明里不同种类的妾室/情妇，最基本的区别，也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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