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疑问，和对应的、古代典籍里明确的解答，钱大昕等人当然不会明说。但都论述到这一步了，学习经义的人，真的会立刻在此停下来么？这就很有意思了。

    实际上，钱大昕自己也不是完全“不越界”。在讨论《春秋》经义的时候，他也提出，君主无道，是篡弑发生的原因。君主自己应该对治国安邦、杜绝乱臣贼子，承担责任。这个说法受到了同时代其他学者的职责，但问题既然提出来，实际上就已经让人思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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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他还支持荀子的一些观点。有人批判荀子“法后王”之说时，钱氏认为这只是因为对方就没领会荀子的意思。他认为，荀子的观点在当时的条件下才是对的，相反，“后儒好为大言，不揆时势，辄谓井田封建可行于后代”，才是无知荒唐的行为。

    这些对于春秋、荀子等理论方向的研究，实际上给清朝后期的公羊学提供了基础。

    在“对等”这个问题上，稍晚些的俞正燮论证的更加直白。他认为，按照古礼，“夫妇合体，同尊卑”，这是直到两汉，都有人反复论述过的。

    比如，当时版本的《礼记·郊特牲》说，“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于是儒生们认为，这是说嫁人之后就终生不能改嫁了。但考证《白虎通》引文和郑玄注释，并无“故夫死不嫁”五个字，可见这一句是后人加上去的。

    原文的意思是，出嫁之后，妻子就和丈夫平等，终生不可更改，意思是反对以妾为妻，不能因为自己喜好，更改妻子的地位，却被篡改用来反对改嫁了。

    同样，有文献说“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俞正燮认为这也违背了对等原则。如果妇无二适，那夫显然也不应该再娶，才能对应。

    古人说“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并不是说庶人不行礼、大夫不受惩罚。此处，圣人没有明说夫不再娶，也是和这个案例一样，是因为条件所限，在现实中做不到男女都从一而终，所以只能做出权变，放宽限制。

    而圣人无法明确提出这个要求，不代表这种行为就是对的。用不对等的规则提出要求，是“礼意不明，苛求妇人”，不合乎礼义。

    俞正燮还以人情为基础进行考证。他认为，“夫买妾而妻不妒，是恝也，恝则家道坏。”恝是无动于衷、漫不经心的意思。妻子对于丈夫买妾无动于衷，不合乎人天生的性情，说明家庭内部的关系出了问题。把嫉妒算作恶德，与情理不符，应该把这个改掉。

    另一方面，当时一些女性的表现，也影响了这些学者的研究。

    文坛著名人物袁枚，有三个妹妹，都以才学出名，然而生活都颇为坎坷，其中以三妹袁机最有悲剧性。

    袁氏兄妹的父亲，曾经给县令高氏当幕僚。高县令去世后，家属卷入亏空案被官府逮捕，弟弟高八营救未果。袁父听说老东家有难，赶回救助，成功把家属救出。高八感激之余，提出和袁家联姻，袁父于是给袁机和高家定下了娃娃亲。

    然而，高家的儿子长大之后，相貌不扬，品行恶劣。高八管教也没用，气得多次鞭打，也无济于事。高家认为，履行婚约对不住袁家，因此以儿子有疾病为由，要求退婚。但袁机从小接受教育，认为妇人应该从一而终，有病也可以照顾。高家只好告诉她实情，袁机依然坚持，最后成婚。

    然而高家子果然残暴恶劣，动辄殴打袁机，毁坏她的作品，还拿她的嫁妆赌博。袁机逆来顺受，高家子则变本加厉打骂。婆婆同情袁机，出来阻止，高家子竟然连自己母亲一起殴打。

    到最后，高家子想把袁机卖掉抵债，袁机只能逃到尼姑庵躲避。袁氏父兄又跑去营救，去衙门打官司，让官府判了离异，才把她带回家。

    袁机身心受到严重打击，难以掩饰对丈夫的不满，但又不愿明说，还在纠结于是否能脱离关系。几年后高家子死讯传来，袁机不久也抑郁而终。

    这件事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袁枚本人十分苦闷，觉得就是平日里学的东西害了她，但这些话以他的身份又不能直说，只能对客人感慨“女子无才便是福”。不过之后，袁枚还是教育女弟子，帮助女诗人出版诗集，还在著作里说“俗称女子不宜为诗，陋哉言乎！”显然依旧心有不甘。

    相比于袁枚本人，汉学士人们更加直白。

    明清时期，官府认为婚约是婚姻关系成立的标志。很多时候，男女年幼时、乃至未出生，父母就安排许婚，到完婚时需要很久，而女方已经承担了妻子的道德压力。不少女子，如袁机一般，坚持履行婚约，以满足礼教的要求。

    甚至，有时发生意外，男方去世，女子也会选择和寡妇一样守节。由于没有真正结婚，这些人被归为“贞女”。清初，理学家尤其鼓励和吹捧这种现象。

    乾嘉学派对于这种行为，基本都持否定态度。观点偏向守旧、驳斥过钱大昕妇人可再嫁言论的焦循，也在考证之后明确提出，婚礼中，丈夫“亲迎”的环节，才是确定婚姻关系的步骤。所以，按照礼教，未婚女子不需要遵守从一而终的约束，婚约也可以改变或者废除。

    汪中也通过细致考证，肯定了“亲迎”才是婚姻成立的标志。在考证中，他还提出，夫妻关系本身，先于和其他家庭成员的关系。先有夫妻关系成立，之后才有公婆与儿媳关系的成立；先有夫妻关系成立，之后才有后母与继子关系的成立。因此，婚姻的本质应该在于男女本身，而不是家族之间的契约。

    汪中就此认为，未婚女子守节乃至殉夫，是“非礼”行为。在丈夫没有亲迎的情况下，就决定守节、殉节，礼教上等同于私奔。不但不能鼓励，还应该指责。

    汪中自己承认说，他这些研究，其实就是有感于袁机等人的遭遇。明知所嫁非人，还坚持不肯变更，结果导致了悲剧，“可谓愚也”。而这个愚的原因，是因为她们“本不知礼，而自谓守礼以陨其生，良可哀也”。因此，明确正确的礼义道德，避免歪理害人，才显得尤为重要。

    （ps：我其实在尽量避免用“保守”、“先进”这种词，不过有时候也没办法，因为这种概括确实简单好理解。

    但它最大的问题是，到底什么是“先进”，很多时候不太好定义。我们这里一般用当今官方的主流定性来进行粗略界定。但大家要注意的是，这个主流可能也是在不断变化的。现代女权和官方叙事并不是泾渭分明，会相互渗透影响，而且分析结果未必和“常识”规律对应。

    比如贞女守节和殉夫的行为，有美国汉学界的性别史学者，就认为这是女性挑战父母权威和社会价值标准，努力成为道德楷模，是女性自由意志的体现。而乾嘉学者受女性影响才从事这种研究，却不尊重女性自己的选择，随自己喜欢解释礼教，这种行为才是违反女性自由的落后行为。

    因此，先进落后的标准实际上都没法确定，这些标准还会相互打架。比如上文这个例子，其实就是“妇女有自由意志，不需要男人教导”的政治正确，和“中国人几千年都愚昧懵懂，不可能自行出现女性自由意志这种高端现象，必须等西洋人教导”的政治正确，相互矛盾了。而且这个情况下，还真不好解释。

    所以这个词只能粗略看一看，很多时候，依照这些标准，历史就没法深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