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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后期的文人群体的现象，其实是不太正常的，这一时期妇女获得的额外让步和相对优势，很多也没有一直保持下去。但有了先例之后，即使出现波折，整体也会发生变化。比如文人群体对于夫妻之间，理想关系的构想，就一直在变化下去，直到清末的剧变。

    清朝初年，对于文化的管束更加严格，强调理学的正统性。清代理学家认为，只有六经、四子（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周程张朱五夫子（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才是正经的学问，其他各部分都是没有必要的。有人还更进一步，认为程朱即孔孟，所以不需要在此之外继续开宗立派，著书立说，提出新的理论。

    这种观点理论上有利于朝廷对思想的控制，但实际上根本不可行。不但没有起到实际效果，反而削弱了理学自己的活力和生命力，导致清朝中期，汉宋之争的爆发和理学的衰落。

    明朝中后期开始，对于宋代儒学的反思和驳斥已经出现，其中一些思想，已经明显更接近于今人。明朝灭亡，给儒学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明末清初的学者，如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开始批判理学和心学，提出新的思想。其中一些一直影响到清末民国，乃至后来。（这个之前也讲过，不赘述了）

    清朝的严厉限制，产生了压制的效果，但并没有打断这个进程。大量士人转向训诂考据和古籍研究。到清朝中期，专注于考据的乾嘉学派兴盛起来。

    借助对于古代经文的研究和考证，士人继续进行着反对的工作，对理学各家的批判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愈演愈烈，形成了与“宋学”对立的“汉学”。

    汉学先驱惠栋认为“宋儒之祸，甚于秦火”，另一位大师戴震也提出，无论程、朱还是陆、王，都受到佛、道的影响，因此需要去更古老的时代，寻求真正的儒家理念。这其实又是经典的“托古”方法，借此与理学乃至背后的皇权，争夺对于道统的解释权。

    而这个过程中，礼教当然也是争论的话题之一。

    戴震在这方面的观点，实际上是明末的延续，认为妇人也能“节操比于丈夫”，夫妇之间地位应该对等，是朋友一样的关系。

    戴震推崇“贤妇”，质疑史、志文献中，对于“列女”的归类，认为列女传记应该包括各个类别。近世的史料，却只记录节烈妇女，鲜有记录贤妇，是对古人立意的违背，于礼不合。

    而即使官府旌表的节妇，也往往是有影响力的人家，真正需要救助的贫穷妇女，却得不到官府的表彰和救济。

    因此，他主张把重点转移到表彰贤妇，和救济那些生活贫困、真正需要官府支持的下层妇女。

    戴震对于理学颇多批判，以至认为“后儒以理杀人”。这些观点，就是他们与理学的直接对抗。

    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钱大昕，继续发展这方面的理论。

    钱大昕治学严谨，主张“实事求是”、“无证不信”。对于历史人物，反对主观臆断、用强行构造的伦理观进行评价。

    钱大昕认为，当时“更有疏措大，辄以褒贬自任，强作聪明，妄生疻痏，不稽年代，不揆时势，强人以所难行，责人以所难受。陈义甚高，居心过刻”。主张“必知其人而论其世”，反对这种不管时代、不考证当时背景，自作聪明，强行褒贬古人的现象。

    对于人物和事件，也要全面了解，指出“后之评史者，大都未阅全史，偶举一节，而震而惊之，无异矮人观场也。”不了解历史全面情况，只抓住个别情节，动辄震惊。实则主观片面，犹如“矮人观场”之可笑。

    基于这种观念，钱大昕等人开始研究古籍。乾嘉学派擅长训诂考证，在研究过程中，考出不少生造和矛盾的地方。

    比如钱大昕就发现，“从一而终”和“七出”，理论依据是相互矛盾的。因此，他认为，结束婚姻关系是合情合理的行为，对男性和女性都有好处，应该“义合则留，不合则去”。

    进而言之，宋儒“戒寡妇之再嫁，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种判断并不合乎礼义。钱大昕因此质疑，“准之古礼，固有可去之义，亦何必束缚之，禁锢之，置之必死之地以为快乎？”

    而妇人再嫁的问题，也应该和评判历史人物一样，看具体的情况，再进行判断。有的妇人再嫁之后，相处融洽，成了“善妇”；有的妇人再嫁之后，却出了问题。所以不能认为再嫁本身不合理，而要看具体案例。单纯的“去而更嫁”，不能算失节。

    此外，钱大昕还发现，守贞概念出现的相当晚，最早的时候只有“四德”，其他基本都是后儒逐渐添加的。同时代另一位学者钱泳则直接总结说，“宋以前不以改嫁为非，宋以后则以改嫁为耻，皆讲道学者误之。”

    而钱大昕等人，在当时的学者中，只能算是中立或者说摇摆的一派。很多人的观点比他还激进。

    考据学家臧庸认为，“人生本乎天”，圣人看重人的生命，不会轻易让人死亡。宋儒认为守节高于生命，让无罪的普通人穷饿乃至身死，违背了圣人的本意，也与人情不合。

    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汪中，认为守节和殉节，不见于经传，也不合乎先王政典。

    汪中尤其厌恶殉夫行为。他认为，“先王恶人之以死伤生，故为之丧礼，以节之。其有不胜丧而死者,礼之所不许也。其有以死为殉者，尤礼之所不许也。”圣王制定丧礼，是为了规范人们的行为，让人们合理地怀念与祭祀死者，要点在于防止“以死伤生”。殉夫的行为彻底违背了圣王的意图，是“非礼”的行为，应该受到抵制，即使有父母的命令和夫家的要求也要禁止。

    这些观点，是在当时背景下，对之前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同时，对妇女自由选择权和理论地位等权利的支持，其实也有利于士人自己的观点。

    我们之前多次提到，中国文化中的“对等”模式，这里其实也是一样。

    比如钱大昕指出，父子兄弟这种关系，基于血缘，是“以天合者”，所以“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而夫妻关系，基于婚姻，是“以人合者”。这种关系是后天人为确立的，所以“可制以去就之义”，没有必要在对方“不义”的情况下，还强求保持。

    而儒家的理念里，“三纲”是君臣、父子、夫妻，“五伦”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

    父子关系的论述，要“复古”，回到战国乃至孔孟时期；夫妻关系的论述，也要“复古”，回到战国乃至孔孟时期；那么君臣关系，要不要复古呢？

    同时，大家也知道，父子、兄弟是血亲，而夫妇、朋友不是血亲。那么君臣关系是不是血亲呢？虽然长期以来大家喜欢把君主比作父亲，但大家也都知道，这同样和上文说的那些“默契”一样，是个“我们装作如此”的规则。那如果较起真来，君臣有没有血缘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