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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清朝前期，礼教极端化、理学兴盛的情况，也不是无缘无故出现的。

    我们之前提过，明末士人在道德上处境尴尬的问题，而这种局面在清初十分严重。说的直白一些就是，士人阶层需要与清朝合作，但这样就得面对“投靠蛮夷”的道德困境。所以，需要进行补足，证明自己依然有道德上的优越性。而这种补足方式，就是鼓励妇女进行过激的、乃至行为艺术级别的道德表演，以证明自己的家族乃至民族，并没有失去气节。

    清朝统治者实际上也有这个需求。要降低统治成本，就需要拉进双方的文化关系，文化越接近，统治成本就越低。

    但我们前面在合法性章节提到过，清朝面临的特殊环境。在这种环境下，它如果想要维持君主专制，就必须和一个独立的旗人集团绑定，不但无法像当年鲜卑人、契丹人那样进行文化融合，连学习元朝，让汉人当军事骨干，都难以做到。

    这种情况下，清朝也急需一些额外的行动来进行文化上的“找补”。而最方便的方式，也是用这种行为艺术级别的表演，来证明它和汉族士大夫，有道德与文化上的共同性。

    结果就是，双方一拍即合，开始支持鼓励这些夸张行为。

    而清朝中期开始，对理学和夸张贞节行为的质疑、反击，实际上也是一种正常的回潮。

    清朝后期的一些学者也意识到了这点。俞正燮在著作里，认为“男儿以忠义自责则可，妇女贞烈，岂是男子荣耀？”，不应该把这二者绑定。妇女的道德应该依据对等原则，按古礼和实际情况，保持平常心来评判，不应过多干涉。“其再嫁者不当非之，不再嫁者，敬礼之斯可矣。”

    而乾嘉学派不止在妇女问题上不断推进，在其他领域也在“复古”。

    皖派的开创者，经学家江永，擅长数学，“深西法”、“祖欧罗巴之说”。江永的弟子、前文提到的戴震，除了经学训诂，也钻研数学，著有多部著作，还为《考工记》绘图写注，校勘过《水经注》。钱大昕也研究数学，钻研西式测量法，和钦天监多有来往。

    由于康熙把“西学中源”定为基调，所以很多人在明面上，都宣称自己钻研的西洋算术，是出于古代，只不过在中国失传，而在四夷发扬光大。梁启超就说戴震是“全属西洋思想，而必自谓出孔子”。

    当然，这个办法确实很好用，到清末，人们还称赞“勿庵（梅文鼎）兴而算学显，东原（戴震）起而算学尊”。这两人都是用的这种套路。

    乾嘉学派后期的代表人物阮元，官至大学士，因此学问也有官方色彩。他在这个话题上，支持戴震的思路，不过他自己其实比戴震还不隐晦。

    阮元认为，这些科学知识也是“儒者实事求是之学”。在实践中，他利用手工业知识，考证古代车辆的制造。又利用天文学知识，推算《小雅》中记载的日食出现的年代，来辅助断代。在漕运总督任上，主持创立新算法，把测算粮船的工作量减少了一半。

    数学作为六艺之一，在他看来尤为重要，是“儒者之学，斯为大矣”。为此，阮元还主持编写了《畴人传》。这是中国第一部科学家的传记集，以天文、数学为主，而不包括星象占卜。记录中国历代学者275人，西洋学者41人。

    在这种科学类书籍的编写过程中，也贯彻了乾嘉学派的观念。各篇以学术思想和科学成就为主，只在开头简要介绍人物，而不记录其他政治与文化成就。记叙的事迹、论说及著作，均摘编自有关典籍的原文，在篇末注明材料出处。只在传记末尾，加上作者的评说。整个体例已经非常专业化。

    除了主持项目的阮元本人，李锐、周治平、钱大昕、焦循等人都参与了编写，其中几位上面还出现过。到光绪年间，还有后学给这本书不断补订。

    到清代中期，一些女数学家渐渐出现，乾隆年间，已经有出类拔萃者开塾讲课，乃至招收男弟子了。士林同样承认她们的学术成就，收入传记中。

    对于西方学术，清朝人的心态十分矛盾。当然这个矛盾其实不是清朝才出现，明末就出现了。徐光启当年就嫌弃本土数学太菜，认为直接放弃本土体系，全盘采用欧式数学都没问题。而且这个思路，并不是一时血气上头，或者崇洋媚外，是真的有理论依据和现实需求的。

    上文说的，康熙钦//点的“西学中源”理论，实际上是黄宗羲最早提出的。而且这个思路也不是他独有，当时的其他学者如方以智等人也概括过。

    他们的理论大体是说，这些理论（以数学为主，也包括其他科学内容），源头上都能追溯到周公、商高，后来被西洋人学走的。“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并不是个罕见的现象，当年孔子都乐意承认并且学习的，所以现在也不需要纠结。

    黄宗羲认为，由于长期以来的“中失西得”、“中学西改”，有些理论已经被人家改进到很先进的水平了。这种情况下应该通过学习他们的知识，来恢复先贤的名誉。只要中原人自己学的足够好，西洋人也就会“归我汶阳之田”了。（孔子帮鲁国要回齐国占领的土地的典故，意思是迫于压力，承认正主）

    这种理论在当时，能解决实际学习需求，和士大夫群体文明自尊心的矛盾，所以说服力比较强，颇受欢迎。也有人更加不情愿些，比如王夫之就认为应该是“中学西窃”，坚持其中的正义与非正义性，同时认为西洋学科，也只有一部分是需要学的。但总体上，是不做排斥的。

    清朝时期，士大夫对于学习西洋科技的思路，也是它的延续。由于清朝不再禁止民间研究天文，所以这方面尤其明显。民间研究越来越显眼，也是这个原因。

    而官方的态度也很有意思。上文的例子里，阮元作为清朝重臣，就在书里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他认为，当今人们不重视数学，“九九之术，俗儒鄙之不讲”；钦天监等相关人士“株守旧闻”，没有能力改革，也不愿学习新知识。这些都是严重的错误。现在中原的水平已经不如西人了，但总不能就此认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