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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稍稍浏览一下那些混杂着多种宗教成分的国家的就业情况统计表，就会很容易发现这样一种状况：在工商业界的经营者、资本所有者以及高级技工中，特别是在技术和经营方面受过良好训练的人中，新教徒都占了绝大一部分。在天主教的出版物和文献中以及在德国天主教的会议上都对这一情况作过多次的讨论。这与宗教、民族以及文化发展的差异状况相一致（比如东部德意志人与波兰人之间的状况）。在别的地方，如果够依照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切实改变社会中人口的分布并优化就业结构，那么，这一国的宗教派别的统计数据所反映的情况也会大致如此。越放手发展资本主义，这一改变的效果越显著。

    当然，在工商业界的经营者、资本所有者以及现代大型工商企业的高级技工中，新教徒占绝大部分的事实，也有一部分历史方面的因素。这些因素可以追溯到古代，那时宗教派别并不是经济状况的影响因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倒是经济状况的结果。要想获得上述职业，通常都需要具备一定的资金，接受有偿的教育与培训，这两者大多时候都需要同时具备。而这种情况按现在的状况来说，只有掌握丰厚的遗产的人才具备，最起码也要有充足的物质保障。在十六世纪，帝国某些经济发达、资源丰富、环境优越的地区（尤其是富庶的城镇）都成为新教的领域。时至今日，这一转变的结果还使新教徒在现实的竞争中处于有利的位置。那么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历史性问题：那些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为何也是教会改革最初的拥护者？这个问题远非我们想象得那么容易做出解答。

    从传统经济中解放出来，必然在很大程度上也增强了这一趋势——以怀疑一切传统统治的权威性的精神来质疑传统宗教的尊严。但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易于被人们所忽视：宗教改革并不意味着教会失去对人们的日常生活的控制力，与此相反，另一种新型的控制力取代以前的手法。这表明废弃一种松散而行之无效的传统控制，进而树立一种从私人空间到公共领域的全方位的行之有效的控制管理，这种方式既是使人无法忍受的、又是不得不被强制执行的。惩罚异教，宽恕罪人——天主教的这一教规一如先前那样在今日的生活中得到切实的贯彻，现在也已受到了享受现代经济利益的诸多民族的宽容；早在十五世纪之初，地球上最发达与富足的民族已然接受了这一教条。

    而与之相反的另一种情形是，加尔文教派的教规，一如它在十六世纪的日内瓦与苏格兰、十六十七世纪之交的荷兰大部分地区、十七世纪的新英格兰以及英格兰本土一段时间内所遭遇的那样，成为一种在我们看来让人难以容忍的对于个体的宗教控制——这同样也是当时荷兰、英格兰、日内瓦等国的绝大多数的旧贵族的想法。在这些富足的地区，宗教改革者最不满意的是教会对这里的生活监督得太少，而不是太多。在当时那些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中的新兴资产阶级，不仅没有对这种清教的专制统治产生任何的不满情绪，而且从保卫这种专制的情绪中生发出一种英雄主义。而这种情况又该如何解释呢？不可否认，在此之前，资产阶级从未有过这种英雄主义的表现，此后也未有过。卡莱尔一语道破此中的深意：这是“我们唯一的具有英雄主义色彩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