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在近代生活中，新教徒拥有较多的所有权与管理位置，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或许可以部分地归咎于他们继承了更多的财产。但这并不能解释所有的问题。在此举出几个现实的例子：在巴登、巴伐利亚、匈牙利等地，可以看出天主教徒父母与新教徒父母之间，两者为其子女提供高等教育种类的巨大差异。高等学校中，在校生与毕业生中的天主教徒所占的比例，通常都低于他们在总人口数中所占的比例；当然，他们继承财产数额的差异也是造成这一状况的一个重要的因素。然而在信天主教的毕业生中，毕业于专门培训技术与工商业人才学校的人数，和毕业于一般职业学校的人数比例，都要低于新教徒。文科学校提供的人文教育是天主教徒最乐于接受的教育。但这并不能归咎于继承财产的差异，与此恰恰相反，这一状况却造成了很少有天主教徒从事资本主义商业活动的局面。

    近代工业中，天主教徒在熟练工人中只占少数，这一现象或许可以部分的归咎于这样一个令人注目的事实：毫无疑问，工厂中的大部分熟练工人都来自青年手工业者；而这种情况吸引了多数的新教徒而非天主教徒。在手工行业中，天主教徒更趋于采取一种保守的姿态，一直固守在本行业中，这也就意味着最终成为师傅；而被吸引到工厂充当工人的新教徒，则更多地处于熟练技工与管理人员的位置上。针对此种情况，只能归结为这样的原因：因受环境影响所形成的心理与精神特征（在此是指整个家族和父母双方家庭的宗教气氛所认同的教育类型）决定了本人对职业的选择，这也就决定了一生的职业方向。

    天主教徒很少参与近代德国的经济生活。此种表现与任何时代所呈现出的社会发展趋势都背道而驰，因而更令人感到万分惊讶。一般来说，那些少数民族或者少数派教徒被迫屈从于一个统治集团，因为他们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游离于政治影响之外，所以总会将自己异乎寻常的力量投入到经济领域中。这一群体中最具有能力的成员都试图在这一领域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以获得认同，因为在政治领域，他们无法得到这样的机会。显而易见，俄国境内的波兰人和东普鲁士人就明确的证明了这点，他们在那里扩张经济势力的速度远比在本国发展的快。

    在法国路易十四统治下的胡格诺教派，英国的非国教派与教友派，以及两千年来一直如此的犹太人，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但是，德国的天主教徒显然并未因社会地位与他们相同而具有同样的想法。在以前，无论是在荷兰还是在英格兰，无论是遭受迫害还是放宽宗教政策时，在经济领域，他们从未像新教徒那样取得惊人的成就。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无论是作为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无论是作为多数派还是少数派，新教徒们（尤其是此后还将详尽讨论的宗教改革运动中的某些支系）都本能地呈现出一种对经济理性主义的敏锐洞见；而在天主教徒身上，无论他们是处于以上描述的哪一种情形，都从未有过这种表现。因此，如果只从特定时期的外在政治历史的大环境下来寻求造成两者差异的原因，显然是徒劳的，而宗教信仰永恒的内在特质才是解答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