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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任务是，研究这些宗教，归结它们所呈现的或曾有过的特质；因为我们能够通过这些特质找出形成以上描述的情况的原因。单从表面的现象看，根据人们通常具有的印象，不免对此种差异做出这样的解释：相对于新教，天主教更注重来世，它最高理想中的禁欲色彩更是显著，因而信徒们会毫不为现世的利益所动。这种解释正符合评价这两个教派时的普遍倾向。对新教而言，这正好可以作为抨击天主教生活方式中（无论是现实的还是想象的）禁欲思想的基础；而对于天主教一方，这种解释正好说明是新教将理想世俗化才使得世风日下。一位作家试图用下述归纳来总结两者对经济生活的态度上的差异：“天主教徒更为平和，极少物欲；宁愿过一辈子收入不高而简朴宁静的生活，也不愿为获得名利而整天寻求冒险与刺激，即使他们有这样发财的机会。俗话说：‘吃好睡好，二者不可兼得。’化用在这两者身上，也就是新教徒乐于享受美食，而天主教徒则情愿美美地睡上一觉。”

    事实上，这种吃好睡好的欲望，并不能完全恰当地概括近代德国社会中的新教徒各种行为动机的特征。但在过去，这种情形却完全不同：荷兰、英国、美国的清教徒的形象完全与声色犬马毫不沾边。在后面地论述中我们将会认识到这点，这对我们的研究也极为重要。更加使人感到吃惊的是，法国地区的新教徒（其他地方的新教徒也一样）在一定程度上长期甚至有些至今还保留着过去加尔文教派的典型特征——尤其是那些被多次宗教斗争所磨砺出来的特质。但是（难道正是出于这种缘故？后面我们还将提到这一问题），众所周知，这些特质也是促进当时法国的工业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并在宗教迫害时期也一直既往地发挥着影响。

    假使我们能够将这种宗教热情以及宗教利益在教徒生活中所具有的支配地位称来世精神，那么如今的法国地区的加尔文教徒，仍然同过去一样，其所具有的来世信仰与北日尔曼的天主教徒（就像宗教是所有民族都是至关紧要的事情一般，毫无疑问，天主教对后者也具有同样的影响）比起来毫不逊色；两者都在各自的领域内，以同样的表现游离于主流宗教之外。在法国的天主教中，地位低下的教徒非常热衷于世俗的享乐，而地位高的教徒则对宗教采取敌视的态度。而如今德国的新教徒也同样专注于世俗的经济生活，而本国的上层人物则对宗教极为冷淡。这一鲜明的对比十分清楚地表明：所谓的天主教的来世观念，新教看重现世享乐，以及除此之外的诸多含混的说法都不足以对本书的任何问题作出完满的解释。采用如此含糊其辞的说法，根本无法解释现实的情况，更无法对过去的真实情形作出一个合理的交代。假使有人想用这种说辞来解释问题，那么除了上面所提到的种种见解之外，将会出现另外的综合以上种种看法的推测：来世观念、禁欲主义、宗教虔诚与讲求实际利益的资本主义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冲突，两者之间反而存在着一种极其密切的关系。

    实际上，只要稍微留心观察，基督教的许多灵魂人物都出自工商界，特别是那些最狂热的虔信派信徒大多也是出身于此，这的确令人很吃惊。或许这可以解释为不能适应商业生活的敏感本性对拜金主义的一种反动。就像阿西西人弗兰西斯那样，很多虔信派教徒也是用这样的话来解释他们的皈依过程的。与此相同，大资本家中，也有很多人（其中也包括西塞·罗兹这样的人物）都出身于牧师家庭，这一引人注目的事实或许也能够对他们所表现出的禁欲教养的反动作出解释。但是，这种解释却不能说明一种非凡的资本主义商业意识为何会以各种形式渗入到同一个群体或集团中，与支配他们全部生活的最强烈的信仰共存。这一情况并非个案，在新教的漫漫历史征程中，这些特质都为许多最重要的教会和教派所共有。尤其是加尔文教派，不管它身处何地，这种结合都是它最明显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