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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宗教狂发生冲突、农民爆发骚动之后，路德将上帝使个人所处的客观历史环境看作是直接地表达上帝的意志的手段。他越来越强调上帝意志的作用，尤其是这种意志对生活中具体事件的影响，使他越来越多依照上帝旨意的概念出发，对传统主义进行解释了。每一个人都应永远安守于上帝赐予他的身份、地位和职业，并且将自己的世俗活动限制在生活中的某个特定的职业范围内。由于路德的经济传统主义深受保罗那种淡漠世俗的思想的影响，后来，这种学便越来越具有强烈的信奉神意的色彩，将绝对顺从于上帝的意志与完全安于现状同日而语。从这种思想理论出发，路德并不能在世俗活动与宗教原则之间建立一种新的，或任何根本性的联系。因为路德承认，教会唯一正确的准绳就是教义的纯正性，而这本身就成为他发展任何新的伦理观点的障碍，再加上他的这种态度在二十年代后越来越坚决，使他在这一点上已经毫无挽回之力了。

    因此，路德的职业观念仍然属于传统主义的。他所谓的职业指的是人们不得不接受又必须使自己适应，并且是神所注定的事。这一点将当时存在的另一思想压倒了，即从事职业是上帝为自己安排的一项任务，更确切地说，是上帝为人们安排的唯一一项任务。随着这种思想的发展，正统的路德派越来越多地强调这一点。因此，当时存在的唯一的伦理观是消极的：即世俗的工作不再低于苦行的活动；人们崇尚服从权柄，安于现状的思想。

    如果用路德的观点理解职业的概念，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德国的神秘主义者早在路德之前就提出了这种职业的观念——对于这一点，将在讨论中世纪宗教伦理时进一步说明。尤其是在陶勒尔那里，宗教活动与世俗活动几乎是平等的，并且灵魂往往会陷入对神意的沉思之中，所以，对传统形式的修行实践的评价也大大降低了。与神秘主义者相比，在一定程度上，路德及其教派已经削弱了一种理性伦理观的心理，针对这一点而言，路德主义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从神秘主义者那里向后退了一步，因为神秘主义者的这种观点能够使人在一定程度上联想到虔敬派和贵格派的宗教心理。而恰巧由于路德对禁欲主义的自我约束通过工作导向救赎的可能性产生怀疑，因此，路德及其教派便更加热衷于对这种职业观念的坚持和保护。

    因此，仅仅在路德派意义上的职业观念对于我们所研究的问题是否具有重要性，至少还是有疑问的。这就是本文在此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这并不是说，路德对宗教生活的革新观念对我们所研究的问题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事实上，这种意义并不是直接来自路德或其教派对世俗流动的看法，而且它大概没有它同新教主义的分支的联系那样容易理解。因此，我们下一步的研究对象应该是这些教派的现实生活与宗教动机之间的关系，这与路德派中的关系更容易理解。我们早已提到过加尔文主义和新教的其他教派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所起的显著作用。正如路德在茨温利身上发现了一种与他自己截然不同的精神，而其精神的后继者也在加尔文主义那里发现了不同的精神在起作用。直至今天，天主教会都一直认为加尔文主义是路德及其教派的对手。

    现在我们可以单从政治上对此做出一些解释。虽然宗教改革起源于路德个人的宗教思想，而且这种改革的思想是在路德人格的长期影响下进行的，可是，没有如果没有加尔文主义，那么路德的工作也不获得持久、实际的成功。即使这样，天主教和路德宗教都同样厌恶的原因在于——至少部分地在于——加尔文主义的伦理特性。单从表面上看就可以说明，加尔文主义中的宗教生活和世俗活动的关系与天主教和路德主义相比存在很大的差异，甚至在宗教因素的激发下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中，也可以看到这一点。举个例子来说，在《神曲》结尾的部分，诗人站在天堂里默默无语，只是安静地思考着上帝的奥秘，我们可以将它与被称作是“新教神曲”的那首诗进行比较：弥尔顿在《失乐园》里描写亚当、夏娃被逐出乐园后，是这样写的：

    “他们二人转过头望着

    自己往日居住的幸福乐园的东侧，

    那上面正挥动着有火焰的剑。

    门口有面目恐怖和火武器的队伍。

    他们滴下自然的眼，但是又迅速擦掉了；

    整个世界呈现在他们面前，

    让他们选择一处安身地，

    神的意图为他们作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