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一段略往前一点的地方，米迎勒对亚当说：

    “只要实践，再利用你的知识，

    加上你的信仰、德行、忍耐、节制，

    此外还要加上爱——就是后来被称为

    ‘仁爱’的，其它一切的灵魂——

    这样，你就会高兴地离开这个乐园，

    而在你的心里

    还存在着一个比这里更快乐的乐园。”

    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段文字强烈表达了清教徒对尘世的重视，并且承认那种今生的任务就是工作的思想，但是这种思想不可能出现在一个中世纪作家的头脑里。可是，它与路德主义并没有什么相同点，正如路德和保尔·格哈得在赞美诗中所表达的那样。我们目前的任务就是要用一种更为确切、符合逻辑的阐述取代这种模糊的感觉，并且将这些差异的原因根本弄清楚。如果将它划分为民族性格的观点的话，那么一般情况下都会被认为无知，而且这种观点是很容易被驳回的。如果有人认为十七世纪的英国人具有统一的民族性，那么这种想法只能说是对历史的歪曲。骑士党人和圆颅党人不单单相互指控对方属于不同的党派，而且将对方看作是极不相同的人，凡是对此做过认真研究的人都会对他们的看法大加赞扬。另一方面，人们现在并没有发现英国商人冒险家和古老的汉萨同盟之间在性格上有什么差异，也未发现中世纪末的英国人与德意志人有什么性格差异，而且这种差异并不能轻易地用他们在政治历史上的不同进行解释。其实因原在于宗教的影响力——虽然它不是唯一的力量，但是它已经远远地超过其它一切力量——造就了今天我们所意识到的差异。

    所以，我们现在以加尔文、加尔文宗和其他新教派别的著作为起点，来研究古老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到底有怎样的关系。可是，不能就此认为，我们期望发现的这些教派的创始人或代表人物把推动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看作是自己终生工作的目的；我们也不能轻易将他们中的哪个人对世俗物质利益的追求看作是自身的目的，这样一来，我们便将这种追求看作是具有肯定意义的伦理价值了。我们必须永远记住一点，伦理观念的改革从来就不是什么宗教改革家——这里我们所指的是门诺、乔治·福克斯、和卫斯理——真正关心的问题。他们不仅不是道德文化团体的创立者，也从未对人道主义的社会改革或文明理想规划做出什么贡献。他们的工作重心仅仅是灵魂的救赎，因为它是他们的道德理想及其教义的实际效果的建立基础，而且也是纯宗教动机的结果。所以，我们必须承认，宗教改革的文化后果在很大程度上——或许在我们重点研究的这些方面上——是那些改革家始料未及的，甚至可以说是不想达到标准。这些结果通常距离他们本人所想达到的目的很远，甚至是相反的。

    所以，以下的研究或许会从一种谦虚的角度为我们在理解观念是如何成为历史上的

    有效力量提供一些帮助。但是，为了避免人们误解以下所表达的纯粹观念动机的这种效力的意义，我将对以上引言性的谈论作一个总结。

    在此，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无论在何种意义上对宗教改革的观念做出评价——不管是这些观念的社会价值还是宗教价值——的企图都是不存在的。我们将不断讨论宗教改革中一些对于真正的宗教意识无关宏旨，甚至是表面上的那些方面。因为，我们只是试图阐明在我们这一个发展着的世俗近代文化之网的形成过程中，在这个无数复杂的历史因素相互影响下，宗教力量所发挥的作用。因而，我们想问的是：在什么程度上，这种文化特性才可以归因于宗教改革的影响。同时，我们必须消除一种想法，即宗教改革；它作为一种历史的必然结果，或许能够从某些经济变革中推断出来。不计其数的历史条件，尤其是纯粹的政治发展过程，不仅不能归结为经济规律，而且也不能用任意一种经济原因来解释；它们必然是共同发挥着作用，这样新建立的教派才可以幸存下来。

    可是，另一方面，我们丝毫没有要坚持这样一种愚蠢的教条主义的想法，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仅仅是宗教改革的某些作用下产生的结果，甚至可以说，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的理论，完全是宗教改革的产物。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在宗教改革之前，资本主义商业组织的某些重要形式早就存在了，事实上，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这种论点的有力驳斥。相反，我们只是想弄清楚，宗教力量是否影响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质的形成及其在全世界的量的传播，并且是在什么程度上达到这种效果的；进一步说，从宗教力量中，我们究竟能找到哪些体现资本主义文化方面的解释。在考虑到物质基础、社会政治组织形式和宗教改革时期流行的观念，这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的极其混乱的关系之后，我们只能从研究宗教信仰形式和实际伦理道德观念之间是否存在什么关系，以及在哪些方面存在关联着手，同时，我们还要尽可能详细地将宗教运动通过的这些关系对物质文化发展的影响方式和总的方向阐述出来；只有当我们合理、准确地将这一点阐明清楚以后，才有可能将现代文化的发展正确地划分为在某种程度的宗教力量上，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归因于其它因素做出的估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