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崇高的善的意志能力以及与此相伴的灵魂。因此，一个完全与善背道而驰的自然人，必然会在罪孽中死去；这样的人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变自己的处境，或者为这种善做任何准备。

    “第三章（论上帝永恒天命）第三条，依照上帝的旨意，为了使上帝的荣耀充分地体现出来，一部分人和天使被赐予永生，而另一部分人则命中注定是永远的死亡。

    “第五条，对于那些被赐予获得永久生命的人，上帝已经在创世之前就根据他永恒不变的意旨、他的秘示和美好的愿望，选中了耶稣并赐予他永恒的荣耀，这完全是出于上帝的慷慨、恩宠和慈悲。其实预见人或耶稣的信仰、善行以及坚韧都是不存在的，即使是预见任何其它条件或理由使上帝给予恩宠或慈悲也是虚无的，因为这一切完全归功于上帝伟大的恩宠。

    “第七条，上帝为了显示自己对创造物的满意，可以选择施恩或拒绝仁慈，这完全依据上帝的意志，从而使他统治自己的造物的荣耀得以展现，这也注定了他们不仅要为自己的罪孽感到羞辱而且还有承受上天的惩罚，所有这些都归因于上帝伟大的正义。

    “第十章（论有效的神召），第一条，凡是被上帝赐予永生的人——只有这些人——上帝十分愿意在他预定神召的时候，运用他指定的圣言或圣灵进行有效的召唤，召唤这样的人从浮生的罪恶和死亡中脱离出来……将他们的铁石之心去掉，赐予他们一颗肉体的心，更新他们的意志，然后以自己的无上威力，使他们决心行善。

    “第五章（论天命），第六条，对于那些不信奉上帝的恶徒，因为前世犯下的罪恶使他们不仅善恶不分，而且还铁石心肠。作为正直的裁判员，上帝拒绝赐予他们恩惠——而这种恩惠却可以将他们的眼睛照亮、将他们的心肠软化，但是上帝拒绝这种恩赐，有时甚至还要收回这些人原有的天赋，使他们堕落，徘徊于可能导致罪恶的边缘；此外，上帝还用尘世的诱惑以及撒旦的魔力引诱他们，并且放纵他们的欲望，于是这样的人的心肠变得越来越硬，致使上帝用那些软化别人的方法来感化他们，反而使他们的心肠更硬。

    “即使我会因此被放逐地狱，我也不会敬重这样的上帝。”这是弥尔顿对这种教义的著名观点。但是我们这里所关心的并不是对这种教义有什么样的具体评价，而是它的历史意义。对于这一教义的起源和它是怎样成为加尔文神学体系中的组成部分的，我们在这里只能简略地描述一下。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能够提出两种可能性。当这种感觉与宗教意义上的恩宠相结合，就会发现恩宠并非取决于个人价值，而是取决于外在力量的产物。继奥古斯丁之后，基督教中那些极为活跃、热忱的伟大膜拜者身上都体现着这种结合：确信可以产生极度轻松的感觉，而这种感觉能够排解由罪恶感带来的巨大压力；毫无疑问，这种情感以极强的力量冲击着信徒们，使他们无法想象甚至相信，这种无法抗拒的恩宠竟然与他们个人的合作存在一丝联系，或者与他们的信仰和意志所达到的境界有什么联系。在宗教创作最为旺盛的时期，也就是路德创作《基督徒的自由》时，他深信，上帝的秘示是他获得宗教恩赐的唯一、终极的源泉。即使在很多年之后，在形式上路德也不曾放弃这一信仰。但是，对他来说，这种思想不仅没有在他的心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且随着他以自己教派的领袖的身份被频频推入实际政治斗争中去后，退居到了次要地位。梅兰希顿曾经刻意避免采用《奥格斯堡信纲》中提出的那种阴沉而危险的教义，但是对于路德派的那些开创者来讲，这种恩赐是可以取消的，是具有可失性的，同时也可以通过虔诚的悔悟和对上帝旨喻的绝对信赖，以及对圣事的忠诚而重新赢得的。

    但是在加尔文那里，这个过程则恰恰相反。对于加尔文来说，这一教义的学说所产生的意义是不断扩大的，这一点已经在他和与其对立的神学家的争论中充分地表现出来了。可是，他的这种观点却是在他的《基督教原理》一书的第三版问世后才得到充分展开。在加尔文去世后，就在多德雷赫特与威斯特敏斯特两个会议决议要将那些激烈的抗端结束掉时，这种观点才开始倾向于主导地位。加尔文认为，令人敬畏的教令并不是路德认为的那样——来自于宗教经验，而是出于他自己的思想逻辑。所以，在这一宗教思想的逻辑一致性不断增加的同时，这一教令的重要性也因此而不断发展。

    这种教令的全部意义都在于上帝，而不在于人；上帝的存在与人类毫不相干，但是人类的存在却完全因为上帝。上帝的所有造物——包括加尔文深信不疑的只有一小部分人获得了上帝赐予的永恒的恩宠——只有一个生存意义，那就是对上帝的荣耀与最高权威的赞扬和表达。如果用尘世的公正的标准来衡量上帝的最高旨意不仅是毫无意义可言的，而且还是对神灵的亵渎，因为只有上帝是绝对自由的，换句话说，只有他是不服从任何法律。我们即使根据上帝的意愿，也只能理解上帝的些许意旨，而其他任何事情，包括我们的命运的意义，也都隐藏在一种冥冥的神秘之中，而这种神秘是我们无法洞悉的，甚至提出什么疑问都会被认为是僭越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