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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行生活常常试图让人服从于一个至高无上的、带有某种目的的意愿，这样就能够使他的行动得到经常性的自我控制，而且通过修行，还可以使他静下心来，认真考虑自己行为所产生的伦理后果。因此，从客观上说，修行生活实际上是将僧侣训练成了为上帝的天国服务的工人，更进一步，从主观上说，这样做其实也能够使他的灵魂得到救赎。正是这种积极的自我控制，才构成了圣·依纳爵“修行”的目的，也成为了其它一切合乎理性的修道士美德的目的，同时还可以说是清教最为重要的实际理想。

    无论在与清教徒所特有的冷峻的矜持相互辉映的深沉的轻蔑之中，还是在有关其殉道者所忍受的种种磨难，以及那些尊贵的上等教士与官吏们无所节制的咆哮的记载中，都能够看到那种对于平静的自我控制的推崇，然而，直到今天，这种自我控制仍然称得上是最典型的英美绅士的特质。换句话说就是：与所有理性禁欲主义一样，清教徒试图使人能够坚持并且依照自己的经常性动机来行事，特别是要依照清教教给他的那种动机行事，而不是纯粹依靠感情的冲动。从清教这个词语形式上的所代表的心理学含义上说，它其实是想要使人具有一种人格。这种禁欲主义与很多流行的观点相反，它的目的在于使人尽可能的过上一种机敏、睿智的生活：最迫切的任务将一切自发的冲动性享乐统统摧毁，最重要的方法是能够让教徒的行为变得有秩序。在天主教修道生活的规则以及加尔文宗的行为原则中，所有这些要点都同样受到了特别的强调。在这种对整个个人的有条不紊的控制上，上述二者都建立了各自巨大的扩展性力量，并且以此为基础，确保了在同路德宗相对之时，加尔文宗的能力，使它能够在斗争中，充当宗教斗士的角色，奋起捍卫新教运动。

    此外，显而易见的是，与中世纪的禁欲主义相比，加尔文教禁欲主义在许多方面都与之存在了很大的差异。主要表现在“福音商议”的消失，以及随之而来的从禁欲向世俗活动转变的问题上。当然，无论在理论上或者实践中，都不存在天主教曾经将那种有条理性的生活局限于修道院的密室之内的这种情况。而与此相反，并且早已有人指出，虽然天主教在伦理方面有诸多节制，可是一种从伦理角度看来缺乏系统性的生活方式并不能够满足它所树立的最高理想，即使是那些为众信徒所树立的生活理想。

    例如，一个很有影响的尝试就是圣·法兰西斯的第三条诫令，它力求将禁欲主义渗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去，并且，我们清楚的知道，这种尝试绝不是惟一的一次。实际上，就像是类似《跟随基督》这一类型著作通过其影响强烈的方式所表明出来的，人们在这些著作中看到的生活方式往往都处于日常伦理道德至上。在这些著作的作者看来，日常道德只不过是一个道德底线而已，并且在实际中还不能够以清教所要求的标准来加以衡量。此外，在关于教会的某些习俗的实利性被大肆利用的问题上，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赎罪符了，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与系统性的世俗禁欲主义相抵触的趋势。正是这个原因，导致了这种利用在宗教改革时期，常常被以为不仅仅只是一些什么无关痛痒的误用，而是教会最本质的罪恶之一。

    然而，问题的关键所在却是这样的一个事实：只有一种人可以很好地遵循各种准则，出色地过这种宗教意义上的理性生活，这种人是——并且只会是——僧侣。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人如果一味地陷入禁欲主义的观念之中，就意味着他将越逐渐远离日常生活，因为在他的理念中，最神圣的职责就是如何超越世俗的伦理界限，达到更高的道德水平。从任何意义上讲，路德从来都没有遵循过什么发展规律，一切行动都只是依照他自己的个人经验，虽然这种经验的实际效用，在一开始总是会被人质疑，存在很多不确定的因素，然而此后的政治形势却大大推进了他的个人经验。路德曾经摈弃过以上那种趋势，而加尔文宗直接继承了他的这种态度。关于这种类型的宗教的中心特征，塞巴斯蒂安·弗兰克曾经用一句话精确地概括了出来：现在，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做一辈子的僧侣。通过这个事实，他看到了宗教改革的意义所在。然而，就在这时，一座巨大的堤坝成为了阻挡禁欲主义摆脱世俗生活潮流障碍，于是乎，那些虔诚的超然世外的人们只好被迫继续纠结于纷纷扰扰的世俗事务当中，在这里追寻着自己的禁欲理想，而事实上他们以前是完全有可能成为最出色的僧侣的。

    然而，在禁欲主义发展过程中，加尔文宗还为这一倾向添加了某种具有肯定性质的东西，也就是一种观念，这种观念认为，在世俗活动中，一个人的信仰必须得到证明，对于更为广大的具有宗教倾向的人来说，这样就带给他们以一种明确的实行禁欲主义的诱引。加尔文宗通过将其伦理建立在预定论的基础上，得以用一种精神贵族代替另一种，也就是以今生今世就已预定为上帝的圣徒的精神贵族来代替那种出世、超世的僧侣式的精神贵族。前者有其“不可毁的特征”，正是这个特征，使这种贵族同人类中被永远罚入地狱的那一部分人之间的鸿沟变得更加不可逾越了，并且这种鸿沟常常是十分隐蔽的，使得它变得更加可怕了，这与中世纪僧侣与周围世界的分离比起来，显得更加激进。在当时，他们还与这是一道极其粗暴地侵入一切社会关系的鸿沟，选民和圣徒那种已获得神的恩宠的意识与其对待邻居的罪孽的态度并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并不是一种基于对自身弱点的了解，或者说富于同情心的理解，而是把邻居看成是上帝的敌人，对他们充满了仇恨与轻蔑，并给他们打上了永远被惩罚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