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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尔文深信，恩宠产生的期待性可以表示一种信赖，但是当一个人提出自己的恩宠问题时，加尔文的这种思想就不会使人感到满意了，尽管正统教义从来就没有正式放弃过这种标准。首先，牧师的工作内容就是直接将这种教义引发的所有苦难都处理掉，但是这种处理却也不能使人感到满意，即使牧师们在各个方面都会遇到这种困难。但是只要预定论没有被重新解释，或者自动下降它的地位，或者被人彻底抛弃，就必然会出现两种主要，并相互联系的劝诫。一种劝诫是，将自己看作是上帝的选民，然后将一切疑虑视为魔鬼的诱惑，勇敢地与之斗争，这将被认为是一种绝对的责任。

    由于缺乏自信而导致信仰不坚定，必然算不上是完整的恩宠的结果。而圣徒将紧紧把握自己的圣职的劝诫解释为一种获得个人选民地位的确定性，以及在日常生活的收获称为义的责任。因此那些充满自信的圣徒取代了那些谦卑的罪人，那些谦卑的人是路德对其许诺，只要他们在悔悟的信仰中将自己的全部都委托给上帝，那么他们就可以成为上帝恩宠的人，而那些自信的圣徒，我们则可以在资本主义英雄时代，在那些严酷的清教商人身上发现他们的身影，甚至到现在还可以看到。另一种劝诫是，获得那种自信的最合适的途径，就是紧张的世俗活动，并且只有通过这种世俗活动的途径，才能将宗教的那些疑惑驱散，给人们带了恩宠的确定性。

    归正会的宗教情绪的一些基本特点可以解释，为什么那种世俗活动能够达到这种境界，换句话说就是，为什么世俗活动被看作是最合适将宗教性焦虑感抵消的途径。这些基本特点明显地将归正会在因信称义这一教义上与路德宗的差别表现出来了，对于这些差异，施奈根伯格曾在他那出色的讲演中十分精微、客观，而且在避免价值判断的情况下做出了分析。因此，下面的结论里大部分引用了他的分析。

    在十六世纪的发展过程中，路德教的信仰一直力求达到最高宗教经验，也就是和神的“神秘的相连”。但是这种说法对于归正宗的信仰来说却是生疏的；和它的名字一样，这不仅是一种吸收神性的感觉，而且一种神性的确进入了这种信仰者的灵魂之中。从其性质上来受，它与德国神秘教徒主张的以冥思所达到的目的相同，其特点就是消极地寻找神那里的安慰。

    哲学历史表明，以神秘色彩浓郁的宗教信仰在经验事实方面或许与明确的现实感达到了一种和谐共处的程度，它甚至可以放弃辩证学说成为那种明确的现实感的支柱。而且，这种神秘主义甚至可以间接地提高理性化行为所带来的兴趣。但是，它又在神秘主义与世界的关系中缺少对外在活动的肯定性评价。另外，路德宗还将“神秘的结合”与因负罪而产生的深重的卑贱感联系在一起，而这种感觉对于那些信仰坚定的路德徒来说，是他们保持那种“日常生活中的赎罪能力”的具有关键性的因素，因此他们便可以将谦卑和单纯化成赦罪的必不可少的基础。另一方面，典型的归正会宗教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否定了路德宗的那种纯内向的情感虔诚，也摒弃了巴斯噶提出的那种寂静派式的躲避做法。由于和肉体相比，上帝具有绝对的超验性，所以神并不能真正深入到人的灵魂。正如“有限不能包含无限”一样。

    只有当上帝通过选民们的工作，并且他们真正意识到这一点时，这些选民才有可能和他们信仰的上帝融为一体，从而感受到这一点；换句话说，他们的行动根源于对上帝施恩宠的信赖，而这种信赖本身又是以其行动的性质而证明它是上帝的恩赐。在这里，那些能够用来为一切实际宗教活动分类的最重要的拯救条件上的深刻差异已经出现了。宗教信仰者可以感到他是圣灵的容器，或者觉得自己是神的工具，来确认自己已经处于恩宠之中了。在前一种情况下，他的宗教生活通常都是倾向于神秘主义和感情主义的，但是在后一种情况下，则偏于禁欲的活动。路德的立场和观点与第一种类型非常接近，而加尔文宗则表示赞同后一种类型。当然，加尔文教徒也很想“单纯通过信仰”来获得拯救，但是由于加尔文在对待一切纯粹的感觉和情感上，都持有怀疑的态度，并且不管这些东西是多么的崇高，所以他认为信仰必须用其客观的效果加以证实，从而为“唯一的确实性”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就像沙瓦宣言中所说的，这种信仰必须是一种“有效的信仰”，而救赎的感召也必须具有有效力的神召。

    如果我们继续问一个问题：加尔文教徒认为他是以什么样的成果伟标准来辨别真正的信仰呢？那么回答是这样的：这种标准就是一种能够有助于增加上帝荣誉的基督徒行为。至于这种行为是什么，那只能到上帝的意志中寻找答案了；这种意志不是直接通过圣经给人以启示，就是间接地由上帝所创造的有意义的世界秩序中反衬出来。尤其是，通过将某个人自己的灵魂状况和上帝的选民的灵魂状况作对比——如果按照圣经的说法，那就是和大主教相比较——便可以确定一个人的恩宠状态。只有上帝的选民才能够真正拥有这种“有效的信仰”，只有他利用自己的重生和由此带来的全部生活上的神圣化为上帝的荣耀增添颜色，而这种增添荣耀的方式大多是通过实实在在、非表面化的善行。

    正由于他的意识，他才会以自身一种为上帝的荣耀而工作的力量作为善行的基础，至少从他的行为的最根本特征和持恒的理想（“须遵循的提议”）来说是这样的。他也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不单单是为了完成上帝的意愿，而且这是由上帝促成的，从而他才真正达到了这种宗教所力求获得的最高的善，也就是被拯救的确定性。《新约·哥林多书》第二卷八章五节已经证明了这一切都是可以达到的。但是，将善行作为一种获得救赎的唯一手段是毫无作用的，因为即便是上帝的选民也都是血肉之躯，他们再怎么行善也绝对达不到神的要求标准；但是善行又是不可或缺的，它是成为上帝的选民的标志。事实上，善行的目的不是为了换取上帝的救赎，而是用来消除上帝将自己罚入地狱的恐惧的一种具有技术性的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善行常常被认为是获得拯救所必须的因素，或者说是否拥有“唯一的所有物”，要以善行为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