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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调禁欲在固定职业中的重要作用，为近代的专业化分工提供了道德上的依据；而且以神的旨意来作为追逐利润的动机也使商人们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了正当的理由。在禁欲主义者看来，暴发户的大肆挥霍同豪门的放荡生活同样令人不齿。而他们对新兴的中产阶级的勤俭有度与自强自立却怀有崇高的道德敬意。“天主赐福于个人的事业”这句话是那些遵崇上帝意旨而得到收获的人习惯用的赞美之辞。《旧约》中的上帝因为其虔诚的信徒们对他旨意的服从而赐福于他们，他的全部伟力必然对清教徒们产生了类似的影响，而人们也听从了巴克斯特的箴言，用自己获得的恩宠同《圣经》中圣雄们所领受的恩典相提并论，且在这一过程中将《圣经》中的主张都理解成一本神圣法典的条规。

    当然了，《旧约》的内容并非都是至理名言。我们已经发现，在路德翻译的Ｊ·西拉的著作中，有一个段落首次使用了世俗意义上的“职业”一词。虽然希腊文化对这本书的影响不小，但从书中内容所反映出的基调来看，与其他扩充版本的《旧约》一样，都具有明显的传统主义倾向。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受到信奉路德教的德国农夫们的喜爱，就像大部分虔信教的成员都十分推崇这本书一样，路德教对他们的影响可见一斑。

    伪教为清教徒所不容，被斥为缺乏神性的东西，这正和他们一贯坚持的区分神性之物与世俗之物的倾向相吻合。而在正统经典中，影响最大的还是《约伯记》一书。一方面，它涵盖了有关上帝绝对至上、有着不可置疑的权威性的所有观念（加尔文教对上帝权威的理解与之一脉相承）；另一个方面，它从这些观念中引出了这样一种结论：上帝一定会赐福于他在世间的所有产业（这只是《约伯记》中的结论）。这一“产业”概念也包括物质财富；而加尔文则不以为然，可这一点对清教徒却有着深刻的意义。《诗篇》以及《箴言》中的几首体现东方寂静主义的优美诗句，在人们的理解中已经没有了这样的诗意，就像巴克斯特本人对哥多林书中所体现的传统主义色彩一样毫无知觉，尽管讨论职业的经典思想就包含其中。

    但《旧约》中对行为规范化和律法化的赞美才是清教徒最为关注的内容，书上将之誉为一种能博得上帝欢心的行为象征。清教徒得出这样一种认识：因为摩西法典仅包含适用于犹太民族的礼仪或者纯粹的历史性戒律，所以它才会在基督出现时丧失了效力；但除此之外，作为一种成文的自然法规，它仍然是有效的，所以必须予以保留。正因为存在这样一种认识，才使得他们可能将其中与现代生活格格不入的内容删减掉。然而因为《旧约》存在种种与此相关的道德特点，所以它能够很好地促进洁身自好、严肃庄重的律己精神，而这也正体现了新教形式的世俗禁欲主义的本质特点。

    正因为存在这样的特点，作家们（不管是当时的还是后来的作家）才会把清教徒——尤其是英格兰清教徒刻画成英国的希伯莱主义者——倘若不被人们曲解的话。然而我们万万不能将希伯莱主义理解为《圣经》成书时期存在的巴勒斯坦犹太教，而应该是历经了几个世纪的规范化和律法化，受到了长期的犹太化法典教育的影响之后形成的犹太教。崇尚简朴平凡的人生是早期犹太教的普遍思想，而这一观点同清教徒的本质特征完全不符。但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是，其距离中世纪的时间同近代犹太教的经济道德观的产生时间一样久远，而后者的特点，决定了它将在资本主义精神气质的发展中发挥巨大的影响力。犹太人在政治舞台上锐意进取，而敢于冒险的资本主义则表现出贱民资本主义一类的精神气质。而清教徒的性格特质是合乎理性地组织资本和分工劳动，他们只从犹太伦理中选取适合这一目的的内容。

    《旧约》中的戒律渗入大众生活之后对民族特性的影响，这是一个令人兴味盎然但从未得出过满意结论的课题，在对犹太教的研究上也是同样的情形。因为本书篇幅有限，对此我不再多加讨论。

    除了以上所总结出的两者的关系外，犹太教徒普遍存在的自己是上帝优选子民的优越感，清教徒们同样也有，而且对他们的精神倾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甚至像巴克斯特这样一向谦恭的人，也会因为自己是英格兰人得以进入真正的教会而对上帝充满感恩之情。这种感恩戴德之情深深地根植于中产阶级清教徒的人生态度中，大大促进了资本主义英雄时代所需的那种严肃刻板、严于律己、艰苦耐劳的典型人格的形成。

    清教徒对禁欲主义的称颂以及他们自身所形成的职业观，必然对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产生直接的影响。对于这一点，我们需要弄清楚与之相关的几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