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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更好地认识禁欲主义新教的基本教义同它约束人们的经济活动所制定的规则之间的联系，我们需要以严谨认真的态度对那些脱胎于教会实践活动的著作进行一番考察。这是因为，在一个崇尚来世精神，基督徒的社会地位完全取决于其在教会中的地位的年代，神职人员的教职、教规与宗教布道具备现代人根本无法想象的力量（稍稍浏览一下《劝世》、良心问题汇编等资料便可明了）。在这一时代，通过以上提到的渠道发挥出的宗教力量，是形成民族性格的决定性因素。

    出于讨论本章问题的需要（而不是全书的需要），我们可以从整体来看待禁欲主义新教。因为源于加尔文教的英国清教为职业观提供了最一致的宗教基础，所以我们将依照前面的方法，从清教徒中选出一位代表性人物加以讨论。Ｒ·巴克斯特抱持现实主义态度，注重实践，而他的著作也被翻译成多国文字，不断地再版，享誉海内外。这一切使许多自诩清教伦理学家的人感到汗颜，他隶属于长老会派，同时还担任威斯特敏斯特会议的辩护人。然而如同那个时代的其它优秀人物一样，此后他也逐渐从正统的加尔文教的教条束缚中解脱出来。事实上，和他一贯反对所有形式的革命一样，他也不认同克伦威尔的篡位。

    同样反对宗教异端，并对圣徒们那种疯狂的宗教热情态度冷淡；不过，对于那些标新立异、别出心裁的形式却采取相当开明的态度——只要不触及原则问题，对待反对派也能做到客观公正。他花费大量的精力通过教会的力量来实际提升人的道德生活。作为有史以来最杰出的牧师，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他先后在国会时期、克伦威尔时期以及王政复辟时期的各届政府中担任职务，直到圣·巴多买罗节前从复辟王朝的政府中引退下来。他所著述的《基督教指南》堪称清教伦理学的完美概述；这是他在多年的牧师工作中所获得的实践基础上不断修正、完善得来的。为了方便比较，我们将选出代表德国虔信派的斯本纳的《神学思想录》，代表贵格派的巴克莱的《辩护辞》，此外还有其他一些禁欲伦理学方面的代表作。但因为篇幅所限，我们将这种比较尽量圈定在适宜的范畴内。

    在人们阅读巴克斯特所作的《圣徒永恒的安息》或《基督教指南》，以及类似的著作时，会非常吃惊地发现，著述中在讨论财富与获取财富的渠道时，着重于强调《新约》中伊便尼派的因素。按照这种观点来看，拥有财富本身是一种巨大的灾祸，人们为它膨胀的欲望无休无止；而天国的绝对重要性与对财富的渴求比起来，后者毫无意义，并且还具有不道德的成分。这一禁欲思想与同样反对追逐世俗财富的加尔文的禁欲主张比起来，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加尔文认为，积累财富对教会来说，并不是一个阻碍教会发展的因素，反而会使教会的威望得到更大的提高，这是非常有益的；因而加尔文的教职人员被允许出于谋取利润的目的动用资产。相比之下，谴责追逐世俗财富的词句在清教徒的著作中却比比皆是，无穷无尽。较之中世纪后期的伦理文献，前者在聚敛财富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实在过于苛刻。

    不仅如此，清教徒们是以非常严正的态度来考虑追逐财富的所谓种种不良后果。要想探究出这些疑虑中所包含的真正伦理意义和内涵，我们有必要深入这一问题的谈论。之所以极端反对，源于他们严守着这样一条真实的道德依据：占有财富将使人不思进取，懈怠生活；享受财富只会使人变得游手好闲，屈从于肉体的诱惑，更为重要的是，人将因为财富而放弃对人生要义的追求。实际上，归根结底，使人放纵懈怠即是反对财富的真正原由。清教徒们认为，只有到达彼岸的世界，自己才能得到永恒的安息；在现世生活中，为了确保自己能够获得神的垂青，必须“将主所赐予的工作圆满完成，直至白昼隐退”。完全依照主的意旨生活，惟有辛勤劳作而非闲适享乐才不失为一名上帝真正的信徒。

    所以，万恶之首便是虚度人生，并且在本质上是最不能被宽恕的罪恶。人生苦短，生命无限宝贵，因而要以正确的态度选择人生。那些人缘交际，无聊闲谈，享乐诱惑，以及嗜睡（睡眠至多六到八小时）恋床……所有这一切都是应该列入道德谴责的范畴。当然了，同富兰克林申言时间即金钱的言论比起来了，清教的伦理观还略逊一筹，但这条箴言从某种精神意义上来看，确实算得上是真理。时间无价，因虚度一秒即意味着丧失一分为上帝增添荣耀的宝贵时间。因而，静居默想同样也是毫无价值的，如果这样做是以人的日常劳作为代价换来的，那么这种行为本身也是应当受到谴责的。这是因为，上帝更乐于看到他的信徒从事某种职业来贯彻他的意志，何况礼拜日即是人们的沉思专门预留的时间。对于巴斯克特而言，在必要时不能挤出时间同上帝交流的人总是那些不思进取、虚度人生的懒汉闲人。

    因而巴克斯特才会反复强调并常常慷慨陈言：人必须坚持不懈地实践艰苦的体力与脑力劳动，这也是他人生中最重要和最主要的工作。而这两种实践活动也是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其一，在西方教会中，劳动历来就是备受推崇的禁欲方法，并一直发挥着这样的作用，这也是西方教会区别于东正教以及除此之外的所有修行戒律之处。劳动尤其能抵御清教徒们归结到不洁生活名下的一切诱惑，它的作用不可小觑。与修道院那种禁欲生活相比，清教徒弃绝性欲的禁欲主义只是在程度上与前者有所不同，原则上两者是保持一致的；特别是清教的婚姻观念对世人生活的影响也远非前者能比。在他们的婚姻观念中，性交也不只是为上帝增添荣耀的一种手段，因为上帝有言人类应该“孳生繁育”，而正是基于此目的，这种行为才被恩准的。除简单饭食与冷水浴之外，“尽忠职守”即是抵御一切性诱惑的良方，这同抵御宗教怀疑论所需的道德上的寡廉鲜耻一样有效。但最重要的仍然是劳动。将劳动本身定义为人生的要义，即是上帝的圣训。每一个人都应铭记圣·保罗“不劳者不得食”这句名言，脱离劳动本身即象征着堕落。

    于此，即充分暴露了同中世纪思想观念之间的分歧。虽然圣·保罗这句名言的深意也曾被托马斯·阿奎阐释过，然而在他看来，劳动只是为了维持个人生存与社会的存在。除此之外，这句名言再无别的意义。不仅如此，它也只对人类的整体特征有效，而非个人，而且对于那些无需靠劳动养活自己的人来说，也是无意义的。于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这就把作为与天国沟通的精神方式之一的冥想沉思提升到比这一戒令更高一层的地位。而且风行于那一时代的神学还主张：用祈祷与圣歌来充实圣库才是修行生活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