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语言的种类中，只有希伯来语有类似这样的概念，其含义主要体现在希伯来语的“职务”一词里。它表示祭司的职务(见《出埃及记》第三十五章第21节)，表示为王者服务办事的人(见《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16节)，也表示国王的官员的职务(见《以斯拉记》第三章第9节，第九章第3节)，例如监工(见《列王志下》第十二章第12节)、奴仆、(见《创世记》第三十九章第11节)，表示在农田里劳动的人(见《历代志上》第二十七章第26节)，表示工匠(见《出埃及记》第三十一章第5节，第三十五章第21节)，以及J．西拉在其作品中第十一章第20节中指出的一切世俗工作，对于这一点稍后再谈。这个词的词根是希伯来语的“服务”，意思是意指、派遣、打发。最初这个词指一项工作。主要来源于对当时埃及人建立的所罗门王国流行的概念的模仿，这一点从上面提到的参考出处可以看出。但是莫克斯告诉我，这个词根的意思早在古代就已经消失了。所以这个词是一切种类的工作的统称，而且，其实它与德语中的Beruf(职业)一样，没有丝毫色彩，都是指脑力劳动，而不是体力劳动。

    从侧面看，《奥格斯堡信纲》只含蓄地包括了这种意思，当然后来有了一定的发展。第十六条(见科尔德版，第43页)中写道：“虽然它(指《福音书》)并没有解决民用和家庭经济之间的关系，但同时，它却强烈地要求我们将它们看作是神的旨意，在这种安排里行仁爱。”(可参见梯尔译，Rev．W．H．Teale，里兹，1842年版)透过人们所必须服从的权威的结论，我们了解到，这里的Beruf(天职、使命)至少最初指的是《新约·哥林多前书》中第七章，第20节中提到的那种客观的安排。

    从词典上看，布朗教授和霍布斯教授已经证实，德语中的Beruf一词在路德翻译《圣经》之前，已经在现在含有这个词的世俗意思的语言中，都没有出现过。

    在此，可以同艾格尔的《路德论职业》(吉森，1900年版)中有启发性的内容进行比较。或许它唯一严重的错误——这种错误是其他神学作者所共有的——就是没有彻底地分析自然规律法则的概念而造成的。对于这一点，可参考特罗尔奇对泽贝格的《教义史》的评论及其《基督教会的社会观》中的有关内容。

    这是因为，当托马斯·阿奎那指出人们财产和职业的差别是神意的结果时，他提出的是社会客观秩序。然而，一个人从事某一特定的职业(此处只是我们这样说，而托马斯说的却是ministerium或officium)则是出于自然的原因。“不同的人被赋予不同的圣职最先是由神意天道决定，它会通过各种方式划定人们的地位；其次就是由自然原因决定的，不同的人按照他们各自不同的天性禀赋获得不同的圣职……”

    巴斯噶的观点与此很相近，他认为，机遇可以决定职业的选择。此种观点可参看克斯特《巴斯噶的伦理观》(1907年版)。

    在《一个基督徒的自由》一文中，(1)人的双重性是对自然法则(此处指的是世界自然秩序)意义上的世俗责任的判断。由此得出，人必将受到肉体及社会集团的制约。(2)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人是基督徒，那么他将选择以对邻舍的爱来回报上帝的恩典，因为上帝的恩典都源自于纯洁的爱。这样一来，信仰与爱之间原本十分松散的关系也就被结合起来了。(3)(见第190页)往日将对劳动的禁欲主义的判断看作是人从内心把握肉体的手段。(4)在另一层意义(此处指自然道德)上的自然法则观念出现时，劳动便成为上帝赋予亚当(在其堕落前)的一种原始本能，他之所以服从于这一本能，“仅仅只是为了取悦上帝”。(5)(见第16l一199页)，与《马太福音》第七章第18节之后有关，里面出现了这种观点：对于一项日常生活中的职业的善行，并且一定是由信仰引发的重生的结果，但是最终却没有发展成为加尔文宗最重要的恩宠证明的思想。那种支配工作的强烈感情证明了这种矛盾的思想的存在。

    “我们日常需要的食物、饮料，并非出自屠户、酿酒人或面包师的恩惠，他们为人们提供这些物资也是出于他们自利的目的。我们不必说唤起利他们心的话，而要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能说这些是自己的需要，而要说是对他们有利。”(见《原富》卷1第二章)

    一切事情都是为你(上帝)而做的，牛奶是为你而挤得，你让我们做的事，我们一一完成，无论大事还是小事都让我们感到快乐。”(见艾尔斯帕格编，《创世记》注释本，七卷，213页)在路德之前的陶勒尔就已经产生这种观点了。陶勒尔认为，从原则上来说，宗教和世俗的召唤是等价的。德国神秘主义者和路德一样都与托马斯的观点存在差异。原则上，托马斯坚持默祷的道德价值，但是以托钵僧的观点为出发点，被迫将保罗的信条“人不劳动，不得食”解释成劳动虽然是十分必要的自然条件或法则，但是从总体上说，是强加于人类的一种法则，幸好不是强加给每一个人的。劳动形式的价值等次，随着农民的职业向上逐级增高，它便同托钵僧的特点相关，他们因为物质而必须住在城镇。这种论点是德国神秘主义者和路德这个农民出身的人所不具有的。他们认为，职业的高低是根据上帝的意志所决定的，但是任何职业之间的价值都是平等的。关于托马斯的这种观点，可参看毛伦贝奇尔的引文，第65页及其后。

    令人感到惊讶的是，一些研究者竟然坚信这种变化不会给人的行为造成影响。在此，我承认我完全不能理解这种观点。

    人的内心世界，总是被虚荣心强烈地左右着，以至于那些从军者、帮厨者、搬行李者都在自我炫耀，目的是为了得到他人的赞赏……”(弗格尔版第一卷第208页。比较科尔斯特尔的引文，第17页，第136页及其后)。我们即将回到波持·罗亚尔和詹森派的观点，请参阅1914年，诸罗·赫尼希斯哈姆博士的《十七世纪法国詹森派国家与社会学说》（《海德尔堡历史论文集》，这是论《法国启蒙运动以前的历史》的一部比较全面的著作，也是单独发行的一部分。请参较第138页及其后）。

    对于福格家族之类来说，他们认为“人在其一生之中积聚如此巨大的财富并不是正确的做法，而且是不虔诚的”。显然，这种思想反映了农民对资本的怀疑。同样地，他们认为将积蓄投资于债券业务的做法，在道德上也是令人感到厌恶的(此处见《关于高利贷的大布道》，埃尔兰根版，第十章第109页)，这是因为它是“一个新的、狡猾的发明物”——他们认为这在经济上是不被理解的。就现代的牧师来看，这与边际贸易有些相似。

    列维曾经详细地研究过这种区别(见耶拿，1912年《英国国民经济史中经济自由主义的基础》)，请参阅伽德纳的《共和政体》第二卷第179页：1653年，克伦威尔军队平等派坚决反对专利商与贸易公司的请愿书；另一方面，劳德的专制权有益于国王和教会共治下的基督教社会经济组织，因此国王期待着政治与财政独垄。清教徒的斗争就是为了针对这一点。

    对于这一点，我的理解可以源自克伦威尔在1650年向爱尔兰人发出的宣言，由此引发的镇压爱尔兰人的战争可以说明，这种宣言是他们爱尔兰(天主教的)圣职人员于1649年12月4日和13日在《科伦麦克诺宣言》上的回击。下面是这篇宣言中最重要的句子：“英格兰人是有很多资产(指在爱尔兰)的人，这些资产是英格兰人用金钱购置的……他们从爱尔兰人那里得到长期租约，大把股票，然后花钱建起了房屋和农场。……你们把联盟破坏了……当爱尔兰彻底平静下来后，当英格尔通过工业、商业和交通的改进后，他们手中的财富对他们而言比掌握在爱尔兰人手中更合适，那个时，上帝还将会与你们同在吗？我深信这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