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可参较前面提到的陶勒尔的特别富有激情的讲道，以及接下去的一段，第17、18，第20节。

    因为这是目前针对路德的看法的唯一目的，所以，在此我只能简略地概括，当然，这种做法完全不适合对路德的影响做出总体的评价。

    只要了解平等派历史哲学的人，都会幸运地将这一点反过来归因于种族的差别。他们深信自己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与生俱来的权利的辩护人，而且是反对征服者威廉以及诺曼人的后裔。更令人惊奇的是，从来没有人坚持说，从人体测量的意义上平民圆颅党人的头是圆的！

    此处是英格兰人的骄傲，也是《大宪章》和几次战争的结果。当我们看到一位漂亮的外国姑娘，今天的人们常常会说：“她长得真像英格兰姑娘”，但是这种划早在15世纪时就出现了。

    当然，在英格兰，这些区别仍然存在。尤其是地主势力，至今一直是“快乐的老英格兰”的核心部分。自宗教改革以来的历史，可以看作是英格兰社会中的两种因素的斗争。对于这一点，我十分赞同邦恩关于舒尔茨·加维尔尼茨论大英帝国的在获奖论文上提出的意见(此处参见《法兰克福日报》)。

    即便如此，下面提出的意见——我个人认为已经十分清楚了——并没有发生变化，我曾多次地、反复地因此受到指责。

    在此，我们不会就茨温利主义进行单独的讨论，因为它仅仅风行了一时，便很快失去了重要性。对于阿明尼乌主义来说，它在教义上的独特处表现已经在其严格的形式上弃绝了预定论，甚至弃绝了世俗禁欲主义。这一主义只存在于荷兰的一宗派之中。这里我们对这一主意没有什么兴趣，或者说，只是由于其是荷兰的商人、贵族的宗教而具有某些否定性的兴趣。

    对于清教概念的演变，最主要的参看文献是桑福德创作的《伟大的反叛的研究》，第65页以后。我们在使用这一说法时，通常都是取其在17世纪大众语言中的意义，意指在荷兰和英国有禁欲主义倾向的宗教运动，当然不包括区别于教会组织或教义方面的运动，所以主要指独立派、公理宗、浸礼派、门诺派和贵格派。

    在这些问题的讨论中，这一点一直严重地被人们误解，尤其是索姆巴特，还有布伦塔诺，经常援引这些伦理作者，作为对行为规则的理性化的例子，而不顾他们之中有谁得到了心理上有效的宗教称义的支持。

    我几乎没有必要强调这一提纲如果全部从教义领域来讲，到处都是以有关教会史及教义的文献的叙述为基础的。并不自认为有什么独创性。当然，我已经尽力去了解和熟悉关于宗教改革历史的种种材料。然而，倘若在这一过程中，忽略了在神学方面这么多年来的细致入微而又富有独创性的研究，而不是从这一研究开始深入进材料的来源，这一转折是绝对不能够缺乏的，那么就真的可以算作是臆断了。在这里我必须要指出的是，这个提纲的必然的简约结构并不是导致非正确公式的原因。对于熟悉神学文献的人而言，这些讨论仅仅是从我们所讨论的问题的视角来看待整体这一点上有些创新。神学作者们出于此原因，自然而然地没有对许多极为重要的问题再三强调，这里所说的重要问题包括这种禁欲主义理智的性质及其对现代生活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对于加尔文和加尔文主义而言，除了坎普斯舒特的著作以外，埃里克·马尔克斯著作的《Coligny》一书中所探讨的内容也能够提供最佳信息。卡普贝尔在著作《荷兰、英国、美国之清教徒》(两卷)一书中，并不是一直保持批评的态度，而且也并无偏见。皮尔逊所著的《论约翰·加尔文》一书中，具有强烈的反加尔文主义的倾向。有关在荷兰的发展，除了莫得利，还可以与荷兰的经典之作相比较，尤其是普林斯泰勒的《祖国的分裂》；《荷兰与加尔文之影响》(1864)；《P．B时期英国反激进反忏悔派》(1860)(有关现代荷兰)；最为突出的是内伯所著的《自由加尔文主义者》；库勒的《尼德兰归正教会》(1856)，与19世纪息息相关。对于法国，除了波莱恩兹，还有贝尔德的《胡格诺派之崛起》。对于英国，除了卡莱尔、穆考莱、梅森之外，首要推崇的就是伽丁纳尔与弗斯的作品。

    此外还有泰勒的《英格兰宗教生活回顾》(1854)，同时还有卫恩格顿的精彩著作《英国的宗教革命》；以及特罗尔齐发表于《新教神学与教会的真正百科全书》第三版的有关英国道德家们的篇章；当然还包括他所著的《社会教育》。另外，伯恩斯坦在《社会主义史》(1895年，第一期，五十页以后)也发表了十分精彩的文章。最为突出的书目(超过七千本)是得克斯特撰写的《近三百年的教派自治主义》(谈论的是有关于教会组织的问题)，此书的价值远远超过了布莱斯的《新教历史》、斯济兹，以及其他优秀的作家。有关苏格兰，可参考赛克所著的《苏格兰教会》(1844)，以及约翰·努克斯所著的文学作品。有关北美殖民地，最为出色的作品是多叶勒的《美洲的英国人》。此外还有丹尼尔·卫特·豪的《清教共和国》，以及布朗的《新英格兰朝香者先驱与他们的清教徒后裔》(第三版，雷卫尔)。其他参考书目请见下文。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并不是对禁欲运动的渊源、先驱以及历史感兴趣，而是想要充分探讨发展之后的教义。

    在下面的讨论中，我敢肯定地说，我们所研究的并不是加尔文的个人观点，而是加尔文主义，并仅研究于16世纪末到17世纪，有着决定性影响地区的发展形式，这些地区同时还是资本主义文化的生长地。对于目前的现状而言，我们会完全忽视德国，因为在德国市场，纯粹的加尔文主义并没有多大市场。显然，改革与加尔文主义是完全不同的。

    《威斯特敏斯特信纲》，正式第五版，1717，伦敦。可以比较萨乌的(美国)汉塞尔德·诺利的《宣言》。有关预定说，以及胡格诺派教徒，主要参见于波莱恩兹，第一卷，545页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