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并不只会出现那一种效果。就好比穆特曼在《宗教的心理》卷一、二册第65页，它的解释就显得非常简单，无法充分说明忏悔是一个极其繁琐的心理问题。

    这一事实对于加尔文式的社会组织的心理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些组织全部取决于个人主义的理智；个人始终没有从感情的角度进入其中。不论是上帝的荣耀，还是自己的救赎都只停留在意识之门上。目前为止，这些都可以作为具有请教历史的民族社会组织的特点说明。

    至于班扬，可以与弗娄德在《英国的文人》一书中作以参阅，也可以与马考雷那些肤浅的勾勒作以比较(《杂集》，卷二，第227页)。班扬非常关注加尔文主义的各子教派系，但是他自己却是一个地道的加尔文主义浸礼派。

    这一教义所具有的反权倾向，使其不断地遭受排斥，就好象曾经被尼德兰联邦的将军禁止一样。这一教义将任何一种对伦理行为的职责视为无用，同时也将教会或者国家方面的精神拯救视为无用。结果形成了秘密教派(1614年开始)。

    依照加尔文主义有关“溶入基督躯体”的思想(加尔文所著的《基督教原理》，卷三，二章，10节)，有关加入神性规范的集体思想，提出必须拯救，基督教的社会特征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但是，从我们的角度而言，这并不是问题的重要所在。这种教义能够在单纯的机构性教会中得以发展。众所周知，这种情况的的确确出现过。但是，这种心理力量并不是这一教义所具备的。最开始教徒可以形成这样一些团体，以至于让他们无法拥有加尔文主义所特有的力量。这种团体倾向更多地发挥于上帝所任命的教会组织以外的世俗世界。在此，基督徒必须亲自为了上帝的荣耀而行事，以此来证明自己之所以被恩宠，是因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至于肉体崇拜所受到的绝对意义上的谴责，以及所有对他人个体关系的依赖，所遭受的谴责必定在不易察觉的时候，将这种能量转移到客观(非个人的)行为之上的。

    有关教义，以及实践上的心理后果并非一回事，二者之间的关系我们会时常提起。

    “社会的”，在使用的时候，显然不会包含现代用法的各种意义，只是有教会、政治，或者社会组织中的各种活动。

    “并不是所有为了上帝的荣耀所做的善事都是有罪的。”(《汉塞德·克诺里的忏悔》，第十六章)。

    这种没有丝毫人情味的兄弟般的情谊，来源于生活对上帝意志的服从，说明了在宗教组织的领域里，对于生活自身最好的说明莫过于中国内陆传教与世界传教的联盟(参阅沃奈克《新教传教士史》第99页，IV)。利用巨大的投资，从而组建了庞大的传教队伍，加入只有中国一个国家就会有上一千人。通过布道，所有的异教徒得到了福音书，这不但是基督给予的任务，也是基督二次降临的基础。异教徒能否皈依基督教获得救赎，以及能否理解传教土的布道，都是无足轻重的；听从上帝的安排，只有上帝才有能力控制这些事情。

    对于这些方面来说，皇家港的伦理道德虽然有着预定论的性质，但是因为神秘的及来世的倾向，采用了一个并不相同的立足点，就某个程度而言是天主教的(参阅赫尼斯艾姆已引作品)。

    正如班扬所著的《天路历程》，两者的气氛惊人地相似。

    在亨德沙根心中，预定论不过神学家们的信条而已，绝非是大众所愿意接受的信条，这一看法被后人反复延用。但是，除非将民众的这种概念与从未接受过教育的底层民众结合起来，这一看法才能得以成立，可惜仍然只是有限的确实性。库勒发现，19世纪40年代正是这些民众(荷兰的小资产阶层)受到了预定论的影响。对于他们而言，只要是敢于否认双重教义的人都是异教徒，他们必须受到处罚进入地狱。就连他自己也被人询问过再生(就预定论而言)的日子。克伦威尔被此教义严重影响着，可参阅蔡勒在《神学体系》第十七页中所讲，甚至还包括克伦威尔的部下对这一教义也非常清楚；还有多德利特与威斯特敏斯特会议所规定的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这一问题，包括抛弃预定论这一教义，还有后来出现的路德教徒，相比之下远不如加尔文教徒的意义深远。这并不是因为路德教徒不热心自己的灵魂而得以被救，原因在于路德教所采取的形式，因此作为拯救灵魂的性质突现而出。因此个人感觉自己成为它想要庇护的对象，从而依附于它。最先提出问题的是路德教派，并且很有技巧地通过虔信派提出来的。唯一的一个确定性是，这一问题的本身对于非圣礼宗教，不管是佛教、耆那教还是其他教派，都是最基础的，这一点绝对不能忽视。这是纯宗教性质心理动力的来源。

    这样一来，在给布色的信说的非常明确。《宗教改革资料集》，883页以后。能够与雪伯相比，已引作品，第30页。

    《威斯特敏斯特信纲》(18卷，第2页)也说明了选民得到恩宠时不可置疑的。虽然我们的所有行为都不具任何意义，我们永远只会是没有用处的奴仆，而且一生都要与恶抗争到底；但是，即便是选民也必须长期与艰苦作斗争，从而获得通过良心完成被指定的任务，而得到肯定。一个真正的信徒永远不会被剥夺。

    在圣事中，正统的加尔文教教义所涉及的信仰，以及集体对上帝的意识，只是随口提到“精神所带来的其他果实”。参阅海贝已引文章中的段落，第425页。加尔文强调：行善并非是上帝恩宠的标志，虽然他与路德教徒一样，也认为行善是信仰带来的硕果(《基督教的原理》，三卷，第2，37，38页)。通过实践，在实际上意义上所达到的信仰就是禁欲主义的特点，与加尔文教义中的修正几乎一样。对于路德而言，真正的教会必须由教义的纯洁，以及圣事的纯洁作为标志，但是之后的主张与另外两个主张有着相同的基础。这一进化过程可以参阅海贝的著作，已引作品，第194—195页。16世纪末，对于尼德兰教会成员的要求，就出现了这一进化过程（即对教会训诫的赞同与屈服是首要的条件)。

    比如，奥列维安《DesabstantiafaederisgratuitiinterDeumetleetor》(1585年，第257页，以及海德格尔《神学的资料》，XXIV卷，第87页；还有海贝的其他篇章《归正教会的教义》(1861年，第4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