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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教会并不赞同这一观点。可参见1648年苏格兰长老那份教理问答（第七部分）。不是同一家族的成员绝对不能参加家族祈祷而作为干涉公职的特权。虔信派，就好像任何一个禁欲的、形成团体的运动一样，因为对公职的尊重，而放松个人与家庭之间的纽带。
在此，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可以避免这些宗教现象的心理学(就词的意义而言)，就连心理学术语也能够避免。目前，已经牢牢站稳脚跟的心理学，以及精神病学并不能从历史的角度对我们的研究带来帮助，因为它们会偏离历史的判断。使用心理学术语成为一种诱惑，把原本能够直接理解的，以及有时那些琐碎的现象藏匿在陌生的面纱之后，而给人们带来一种具有科学精确度的虚假现象；不幸的是，这正是兰普里希特的特点。
肖尔丁古斯所著的《内心的基督教》里面出现的信徒正是如此。在宗教历史上，它能够回溯到以赛亚书，以及第二十二赞美诗中所提及的有关上帝仆人的诗句。
在荷兰虔信派中偶尔会出现这种现象，所以它处于斯宾诺莎的影响之下。
包括拉巴笛、悌尔悌根等。
在斯彭内尔反驳政府控制宗教集会的权威时，这一点显得极为清楚；在他看来，政府只能在混乱和滥用的情况之下得以控制，因为这关系到基督教的一条根本权利(《神学的思虑》卷二，81页)。从原则上看，这反而成为了清教徒的立场；就这一立场而言，对于个人与权威，以及与来自天国，从而成为不可剥夺的个人权利的程度都是息息相关的。这一异端邪说与文中所提的另外一条学说，都无法逃过理敕尔的眼睛(《虔信派》卷二，第115、157页)。
最开始出现在路德宗范围内的“虔信派”，这一名称本身就已经表明了这一点。在当时的人的眼中，因为虔信而所从事的有条理的商业是这一教派的显著特征。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尽管出现这种类型的动机主要来源于加尔文教，但其实也不然。早在路德教会初期，就已经频繁地出现过了。
参见《希伯来书》第五章，第13、14节。与之相比的有斯彭内尔《神学思虑》卷一，306页。
除了贝雷，以及巴克斯特以外(参见《神学思虑》卷三，第六章)，斯彭内尔最喜欢的莫过于托马斯·厄·肯培，还有陶勒尔；尽管他对陶勒尔的论调无法完全理解(上引著作，卷三，第61页，第一条)。有关陶勒尔的详细讨论，可以参见上引著作卷一，第1页，第七条；对他而言，路德的发展来源于陶勒尔。
见理敕尔已引著作，第卷二，113页。他否认后来出现的虔信派和路德派的忏悔，是真正唯一可信的表现(《神学思虑》卷三，476页)。有关神圣化的信仰宽恕的感激之果是典型的路德观念（参见理敕尔上引著作，第115页）。对于“唯一的确定性”这一观点而言，不但可以参见《神学思虑》卷一，324页：“与其说真正的信仰是情感的感知，倒不如说它通过其结果而获得感知。”这是对上帝的爱戴与顺从；还可以参见《神学思虑》卷一，335页：“就他们必须确保拯救与恩宠的焦虑来看，我们最好信任自己的书——路德宗的著作，而并不是英国人的著述。”只是，对于神圣化的本质而言，他与英国人的观点又是一致的。
弗兰克所推荐的《宗教记事》这一著作，就是这一点的外在特征。据说，循矩蹈规的实践和习惯能够促进它的发展，还包括善与恶的分离。这是弗兰克《论基督的完善性》一书中最重要的主题。
在哈勒的虔信教徒与正统的路德徒洛舍的那场著名论争里，充分表现了虔信派的那种理性的信仰天意与对正统天意解释之间的颇具特色的差异。洛舍在《真正的提摩太书》中将人以行动所获取的一切利益，都与天意的教令相连。另外一方面，弗兰克还主张，作为静待决定的结果，照亮即将要发生的事，都应该被当作“上帝的暗示”。这种主张与贵格会的心理基本相同，而且与人们一般所认为的合乎理性的方法，更加接近上帝的途径相对应。斯彭内尔在《神学思虑》卷一，314页中参考了陶勒尔所叙述的基督徒的顺从，他认为人们应当相应神意，而不应该处于自己的责任心匆忙行事，最主要的是弗兰克的立场。与清教相比，其实用性被虔信派所寻求的宁静大大削弱，对于这一点处处可见。
理敕尔特意批评了这一持续出现的观点。参见弗兰克有关这一学说的著作(见注释)。
这样的情况同样发生在英国那些并不信仰预定论的虔信派教徒中。例如，古德汶(Goodwin)。关于他与他人，可以参见赫伯《归正会内的虔信派史》(伦敦，1879年版)。即便以理敕尔的本作为标准，这本书不论是对英国，还是对尼德兰都是不可或缺的。就连19世纪的尼德兰·库勒也曾问过他重生的确切时间。可参见《尼德兰归正会》。
所以，他们试图去反对路德所说的可重获性学说的含糊结（尤其是极端宗教学说）。
以反对相应的已知的归宗的日子，以及时刻为真实性保持的不可或缺的必要性。可参见斯彭内尔《神学思虑》卷二，第6章，第1节，197页。对他来说，忏悔是什么他根本就不知道，就好比梅兰希顿也不料街路德的“恐惧意识”一样。
与此同时，普通牧师反权威的解释(这禁欲主义最有特色的地方)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有的时候，牧师会被告诫推迟赦罪，直到获得真正的忏悔证明，与理敕尔所指的一样，在原则上这属于加尔文主义。
就我们的意图而言，最重要的一点可参见普利特著《亲岑道夫神学》(三卷，哥达，1869年版)卷一，第325，345，381，412，429，433，444，448页；卷二，第372，381，385，409页；卷三，第131，167，176页。也可以参见贝克《亲岑道夫与他的基督教》卷三，第3章。